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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1905年證明的，這個帝制是可以推翻的。與孟什維克派（Mensheviks）這個主要的勁敵相比較，列寧的獨到之處在於他認識到：由於資產階級過於軟弱或根本不存在，資產階級革命必須在沒有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制造出來。它將由工人階級制造出來，由職業革命家（列寧對20世紀政治的驚人貢獻）組織和領導，並依靠渴望土地的農民大眾的支持——農民在俄國政治上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而其革命潛力也已獲證明。大致說來，這便是列寧派在1917年以前的立場。由工人自行掌權，跳過資產階級革命而直接進行下一階段社會革命（“不斷革命論”），這種想法在革命期間確曾短暫浮現於人們心頭，即使它不過是為了刺激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當時人認為，沒有西方的無產階級化，俄國社會主義政權將不具備長期存在的機會。列寧曾經思考過這種論調，但最終予以駁斥，認為它不切實際。

列寧派的前景，主要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成長之上，建立在仍舊支持革命的農民身上，以及民族解放力量的動員和聯合之上，只要它們與專制政府為敵，這些力量便明顯是革命的資產。（因此，雖然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全俄羅斯的政黨，一個好像非民族性的政黨，列寧卻仍堅持自決權乃至與俄國脫離的權利。）當俄國在1914年倒數前幾年進入另一回合的大規模工業化時，無產階級確實在不斷成長。而蜂擁進入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工廠的年輕農村移民，又比較傾向於激進的布爾什維克而非溫和的孟什維克。更別提那些籠罩在悲慘煙霧之下的煤、鐵、紡織和爛泥營區——頓涅茨盆地（Donets）、烏拉爾山區、伊凡諾夫（Ivanovo），這些地方一直都傾向於共產主義。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的幾年之間，無產階級的士氣雖然低落，可是1912年後，他們再度掀起不安的巨浪。這道巨浪因西伯利亞勒拿河（Lena）金礦區200名罷工工人被屠殺而變得洶湧澎湃。

但是，農民會是永遠的革命分子嗎？在能幹而有決心的大臣斯托雷平（Stolypin）的主持下，沙皇政府對1905年革命的回應，是創造一個人口眾多而且傾向保守的農民團體，同時借著全心全力投入俄國式的英國“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以改進農業的生產率。為了維護那些擁有商業頭腦的企業性地主階級的利益，農村公社已有系統地被打碎成一塊塊私人土地。如果說斯托雷平押在“強大穩重者”身上的賭注贏了，那麽在村落富人和擁有土地的窮人之間，必定會發生社會兩極化的現象，也就是列寧所宣稱的農村階級分化。但是，在面臨真正的可能性時，列寧以其對政治實情慣有的無情眼光，認識到這種分化並無助於革命。我們無法確知斯托雷平的立法終究會不會達成預期的政治效果，這種立法在比較商業化的南方省份廣被接納，尤其是在烏克蘭，但在別處效果便差得多。[15] 然而，由於斯托雷平本人在1911年被逐出沙皇政府，不久後又被暗殺，加上1906年時帝國本身只剩下8年的和平歲月，因此這個問題不可能有實際的答案。

不過我們可以清楚指出的是，1905年革命的失敗，既未為帝制創造出“資產階級”代替物，也未賦予帝制超過6年的喘息時間。到了1912—1914年，俄國顯然再度沸騰著社會動蕩。列寧相信，革命的形勢已再度到來。到了1914年夏天，革命的障礙只剩下沙皇官僚、警察和軍隊的赤誠效忠。和1904—1905年不一樣的是，這些軍隊既未喪失士氣，也未忙於別的事。[16] 另一個有礙革命的因素，或許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消極態度。這些知識分子因1905年的失敗而消沉，大致已放棄政治激進主義而接受非理性主義和前衛藝術。

和歐洲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大戰的爆發使不斷升溫的社會和政治騷動低落下來。當人們對戰爭的熱情消失之後，帝俄的末日便已昭然若揭。1917年，它滅亡了。

在1914年時，革命已震撼了由德國邊界到中國諸海的所有古老帝國。如墨西哥革命、埃及騷動和印度民族主義所顯示的：革命正開始正式或非正式地侵蝕新帝國主義。然而，它的結果在各地都尚未明朗化，而在列寧所謂的“世界政治火藥庫”中閃爍的火花，其重要性也被輕率地低估了。當時人們還無法看出俄國革命會造就一個共產黨政權（世界上的第一個），而且會成為20世紀世界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正如法國大革命是19世紀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一樣。

可是，當時人們已經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在全球廣大社會地震帶的所有爆發中，俄國革命無疑具有最大的國際影響力，因為即使是1905—1906年的暫時震動，也導致了戲劇性的直接後果。它幾乎促成了波斯和土耳其的革命；或許也加速了中國的革命。而且，在其刺激之下，奧地利皇帝采納了普遍選舉權，而這項制度卻使奧匈帝國的政治難題為之轉型，並且統治更趨不穩。因為俄國是一個“強權”，是歐洲國際體系的五塊基石之一，而且若以國內的疆域計，它是面積最大、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的一個。在這樣一個國家發生的社會革命，注定會有深遠的全球性影響。基於完全相同的理由，在18世紀後期的無數革命中，法國大革命也因之成為最具國際重要性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