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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更受人忽視的革命於1910年在墨西哥展開。這場革命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都沒有引起什麽注意。這部分是因為在外交上，中美洲是美國獨家的專屬後院（它那位被推翻的獨裁者曾說過：“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那麽遠，離美國那麽近。”），部分是因為在一開始，這場革命的含義尚未清楚表露。19世紀拉丁美洲共爆發了114起武裝政變——直到今天，這些政變所導致的“革命”，仍是為數最龐大的一種——而墨西哥革命在一時之間，似乎與它們沒有明顯區別。[7] 等到墨西哥革命出現時，它作為第三世界農業國家最早的一次大型社會動亂，卻又因俄國革命的爆發而備受忽視。

盡管如此，墨西哥革命的意義卻不容忽視。一方面，因為它是直接根源於帝國世界的內部矛盾；另一方面，因為它是殖民地和非獨立世界爆發的第一場大革命——在這樣的世界中，勞動階級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雖然反帝國主義以及日後所謂的殖民地解放運動，確實在新舊殖民帝國境內進展著，可是它們似乎不曾嚴重威脅到帝國的統治。

大體看來，對殖民帝國的控制還是像取得它們一樣容易。唯一的例外，是阿富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亞這類尚在抗拒外來征服的山嶽戰士控制的地帶。“土著起義”往往不需花費多少氣力便可平定，不過有時所采用的手段也相當殘忍野蠻，如德屬西南非［今天的納米比亞（Namibia）］赫雷羅人（Herero）所遭遇的情形。在社會和政治比較復雜的被殖民國家，反殖民和主張自治的運動誠然已開始發展，不過卻往往無法聯合受過教育的少數西化人士和仇外的古代傳統護衛者，以波斯為例，這些傳統主義者可形成相當大的政治力量。這兩種人的互不信任可想而知，從而使殖民強國坐收漁人之利。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反抗的中心力量是伊斯蘭教導師，他們那時已為了這個目的結為組織，然而世俗的進步分子卻想成為共和左派的法國人。在突尼斯（Tunisia）保護國，反抗的中心是受過教育和主張西化的人士，這些人已在籌組立憲政黨。這個新憲法黨（Neo-Destour Party）的領袖哈比蔔·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在1954年成為突尼斯獨立國的領袖。

在偉大的殖民強國中，只有最古老、最偉大的英國，出現了無法永久統治的嚴重征兆（參見第三章）。它默許白人殖民地實質上的獨立（1907年後稱為“自治領”）。由於這種政策不會引起反彈，因此也很少造成任何問題，甚至在南非也一樣。在經過一場艱苦的戰爭之後，被英國兼並的布爾人似乎因為自由黨所做的寬大安排，加上英國和布爾白人必須共同對付占多數的有色人種，因而遂與英國取得一致。事實上，南非並未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造成任何問題。之後，布爾人又再度接掌這個次大陸。英國的另一個“白色”殖民地愛爾蘭，曾是而且到現在還是麻煩不斷。不過，土地聯盟（Land League）和帕內爾領導的那段火爆歲月，在19世紀90年代以後，似乎已因愛爾蘭政治上的紛爭，以及政府采取壓制與土地改革並用的政策而暫告平息。1910年後，英國的國會政治使愛爾蘭問題再度復活，但是其暴動分子的大本營仍然狹小不穩，以致他們想要擴大其勢力的戰略，基本上只是另一次注定失敗、注定招致殉難的反叛。英國對這次反叛的鎮壓，使得愛爾蘭人起而抗暴。這正是1916年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之後的形勢，這次起義是由一小撮完全孤立的武裝好戰分子所發起的失敗的小暴動。和往常一樣，戰爭暴露了看似牢固的政治建築物的脆弱。

在其他地方，英國的統治似乎沒有遭遇直接威脅。可是，其最古老和最新近的兩個屬地，顯然已發展出名副其實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即使在1882年阿拉比巴夏（Arabi Pasha）的青年士兵暴動平定以後，埃及也不甘心被英國占領。由土耳其派任的埃及總督（khediev）和當地大地主構成的統治階級（其經濟久已整合進世界市場），以明顯的不熱衷態度，接受了英國殖民總督克羅默勛爵（Lord Cromer）的管轄。日後稱為華夫脫（Wafd）的自治運動組織和政黨已逐漸形成。英國的控制仍然相當穩固，事實上要到1952年才告結束，但是這種直接的殖民統治十分不受歡迎，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22年）遭到廢止，改以比較間接的管轄方式，後者意味著政府要在某種程度上埃及化。在同一年中（1921—1922年），愛爾蘭贏得了半獨立，埃及贏得了半自治，這個事實顯示出帝國已開始進行第一次部分撤退。

印度的解放運動情況更是嚴重。在這個幾乎有3億居民的次大陸，一個具有商業、金融、工業和專業影響力的資產階級與一群由受過教育的英印官員構成的重要骨幹，越來越憤恨英國人的經濟壓榨，也越來越不滿於自己在政治和社會上的低賤地位。我們只要讀一讀福斯特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 ），便可以明了其中的原因。主張自治的運動已經出現。這個運動的主要組織是印度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1885年成立，日後成為民族解放政黨），它率先反映了這種中產階級的不滿情緒，也顯示出聰明的英國行政官［例如艾倫·奧克塔文·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休姆事實上創立了這個組織］想借著承認令人起敬的抗議的辦法來解除騷亂的武裝。然而，到了20世紀早期，因為顯然非政治性的神智學的影響，國大黨已開始逃避英國的保護。作為東方神秘主義的仰慕者，這門哲學的西方大師往往對印度深表同情。其中有一些，如前世俗主義者和前社會主義好戰分子貝森特夫人，輕而易舉地轉變成印度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受過教育的印度人和錫蘭人，自然樂意看見西方人認可他們的文化價值觀。然而，國大黨雖然日漸強大，同時持嚴格的世俗和西方思想，仍然是一個精英組織。不過，一種以訴諸傳統宗教的方式來動員未受教育民眾的鼓動方法，已經在印度西部出現。提拉克（Bal Ganghadar Tilak，1856—1920）針對外人威脅而發起的護衛聖牛運動，便獲得相當普遍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