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2/3頁）

再者，到了20世紀早期，已有了另外兩個甚至更為龐大的印度民眾運動養成所。印度移居到南非的移民已開始形成集體組織，以應付該地的種族歧視。而如前所述，印度不合作運動的主要代言人，是一位年輕的古吉拉特（Cujerati）律師甘地。甘地在1915年回到印度後，轉而成為為了爭取國家獨立而動員印度民眾的主要力量（參見第三章）。甘地展現了聖人政治家在第三世界政治中的強大作用。與此同時，一種比較激進的政治解放運動也在孟加拉出現。孟加拉有其復雜精致的本土文化、龐大的印度中產階級、人數異常眾多的受過教育而且具有普通職位的下中階級以及知識分子。英國人要將這個大省份劃歸伊斯蘭教統治區的計劃，使反英騷動在1906—1909年間大規模蔓延（這個計劃後來流產）。從一開始，比國大黨更激進的孟加拉民族主義運動，便沒有整合到國大黨中。在這個階段，它結合了以印度教為訴求的宗教意識形態，以及類似於愛爾蘭和俄國民粹主義者（Na-rodniks）的西式革命運動。它在印度制造了第一個嚴重的恐怖主義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前，印度北部還有其他的恐怖活動組織，主要是以從美國回來的旁遮普移民［“卡德爾黨”（Ghadr Party）］為基礎——到了1905年，它已成為警方的頭痛問題。再者，最初的印度共產黨黨員［例如羅易（M. N. Roy，1887—1954）］也是在大戰期間出現於孟加拉恐怖主義運動之中。[8] 雖然當時英國人對印度的控制力仍然強大，可是聰明的行政官員已經看出：朝向適度自治的退化發展，雖然進行得很慢，卻終將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自治的建議最初是由倫敦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

全球帝國主義最脆弱的地方，是非正式的殖民灰色地帶而非正式的殖民帝國，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謂的“新殖民主義”。墨西哥當時的確是一個在經濟和政治上都依靠其強鄰的國家，但是在技術層面上，它卻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決策。它是類似於波斯那樣的國家，而非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再者，如果經濟帝國主義是一股可能的現代化力量，那麽墨西哥的本土統治階級並非不願接受。因為在拉丁美洲各地，構成當地統治精英的那些地主、商人、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日日夜夜都夢想著進步的到來，那種能賜予他們機會去完成國家使命的進步。他們知道自己的國家落後、衰弱又不受人尊敬。他們知道自己的國家處於西方文明的邊緣，而他們又自視為這個文明的一個必要構成部分。進步意指英國、法國以及越來越清楚的美國。墨西哥的統治階級，尤其是緊鄰美國強勢經濟影響力的墨西哥北部統治階級，雖然輕視英美商人和政客的粗野、沒風度，卻不反對將自己融入世界市場，並進而加入進步和科學的世界。事實上，在革命中脫穎而出的，便是墨西哥最北一州經濟上最先進的農業中產階級領袖。相反，現代化最大的阻礙，是廣大的農村人口。這些人大半是印第安人，他們僵化冷漠，完全陷在無知、傳統和迷信的深淵。有些時候，拉丁美洲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就像日本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一樣，對他們的人民感到失望。在資產階級世界盛行一時的種族歧視影響下（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節），他們甚至渴望對其人口結構進行一次生物學轉型，以便他們能接受進步的觀念。巴西和南美洲南端的地區是借著大量引進歐洲人，日本則借著大量與白人通婚。

墨西哥的統治者並不特別喜歡白人大量移入，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北美洲人。他們已在反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中，借著訴諸一段大致虛構的獨立歷史，借著與前西班牙時代的阿茲特克（Aztec）帝國認同而得到合法化。因此，墨西哥的現代化排除了生物學幻想，而直接致力於利潤、科學和進步，這些都是由外國投資和孔德哲學促成的。被稱為“科學家”的那群人，將全部精力投注在這些目標上。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也就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向前大挺進的整個時期，墨西哥出現了一位無可匹敵的全國政治領袖——迪亞斯總統。在其總統任內，墨西哥的經濟發展相當可觀，不少墨西哥人從中獲利，尤其是那些能夠挑撥歐洲敵對企業家［如英國石油和建築大亨威特曼·皮爾遜（Weetman Pearson）］，並讓他們與儼然具有支配地位的北美人鬧翻，以坐收漁人之利的人。

當時和現在一樣，介於格蘭德河（Rio Grande）與巴拿馬之間的各政權的穩定性，皆取決於華盛頓特區的態度是否友善。華盛頓特區是個好鬥的帝國主義特區，而它當時所持的看法是：“墨西哥只不過是美國的經濟屬地。”[9] 迪亞斯希望借著挑起歐洲與北美投資者的不悅來保住其國家的獨立。為此，美墨邊界以北的人都非常不喜歡他。當時美國非常熱衷於以武力幹預中美洲小國，但墨西哥面積太大，不適合做軍事幹預。然而到了1910年時，華盛頓已無意再澆愛國者（如標準石油公司，這家公司被英國在墨西哥這個主要產油國中享有的影響力所激怒）冷水，這些人早已想將迪亞斯推翻下台。毫無疑問，墨西哥革命分子由北方的友善鄰居身上受惠很多。使迪亞斯政權更脆弱的是，在以軍事領袖身份奪得大權之後，他便大量減縮軍隊，理由很明顯，因為他認為兵變比民眾造反的危險性更大。沒想到他卻面臨了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武裝革命，而他的軍隊，不像大多數拉丁美洲軍隊，無法鎮壓這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