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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久已搖搖欲墜，不過，與任何其他古老帝國不同，它的軍事力量一直強大到足以使列強軍隊焦頭爛額。自17世紀末葉起，它的北面疆界因俄國和奧匈帝國的挺進，而被迫退到巴爾幹半島和外高加索。巴爾幹諸國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附屬民族，則日漸騷動。在敵對列強的鼓勵和協助下，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地區已被轉化為一群多少帶點兒獨立成分的國家，這些國家不斷蠶食奧斯曼帝國的領地。帝國大多數的邊遠地區，例如北非和中東，久已不在奧斯曼經常性的有效統治之下。它們現在越來越（雖然不一定是正式地）落入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者之手。到了1900年，形勢已經很清楚。除了部分地區以外，從埃及和蘇丹（Sudan）西邊延伸到波斯灣的廣大地區，都已落入英國的統治和影響之下。黎巴嫩以北的敘利亞是一個例外，法國人掌握了這一帶的大權。阿拉伯半島的大部分地區是另一個例外，由於當時尚未在半島上發現石油或其他有商業價值的東西，列強遂大方地把它留給當地部落酋長和貝都因（Bedouin）傳教士的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去爭奪。事實上到了1914年，奧斯曼土耳其幾乎已經完全從歐洲消失，也從非洲剔除。它只在中東維持一個軟弱的帝國，而中東的這部分也未熬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可是，不像波斯和中國，奧斯曼土耳其可為其崩潰中的帝國找到直接的替換物：一大群居住在小亞細亞，擁有共同血統、語言的土耳其穆斯林。這些人口可以作為“民族國家”的基礎，而這種民族國家，乃是以它們所接受的19世紀西方模式為基礎。

這種情形，幾乎不是那些西化官員當初所設想的。西化公職人員在法律和新聞等新興世俗專業人員的協助下（伊斯蘭教律法不需要立法這一行業。1875—1900年間，具有閱讀書寫能力的人增加了三倍，為更多的期刊打開了市場），想用革命的辦法來復興帝國，因為帝國本身不太熱衷推動的現代化計劃已告擱淺。以“青年土耳其”一名為人所熟知的團結進步委員會，是成立於19世紀90年代。它在俄國革命的余波中於1908年初掌政權，企圖塑造一種以法國18世紀啟蒙信念為基礎的超越民族、語言和宗教的差異的全奧斯曼愛國主義。他們最珍愛的那種啟蒙運動，乃是經受孔德的實證主義所啟發。它結合了對科學和現代化的熱切信仰、等同於宗教的世俗地位、非民主式的進步（引實證主義者的一句格言：“秩序和進步。”），以及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造計劃。可想而知，這種思想方式自然會吸引落後、傳統國家的一小群執政精英，因為他們想用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其國家推進20世紀。這種思考方式或許從不曾像在19世紀末葉的非歐洲國家那麽具有影響力。

和其他帝國的情況相同，土耳其的1908年革命也以失敗收場。事實上，它加速了土耳其帝國殘余部分的崩潰，又為政府添上古典自由主義憲法、多黨派議會制度等負擔。這些體制都是為資產階級國家設計的，對資產階級國家而言，政府的統治越簡單越好，因為社會事物皆掌握在元氣充沛而且具有自我調節能力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下。“青年土耳其”政權繼承了帝國在經濟和軍事上對德國的承諾。這一點是它的致命傷，因為它將土耳其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的那方。[6]

因此，土耳其的現代化是從自由主義和議會政治的結構轉移到軍事和獨裁體制，從對世俗帝國政治效忠的希望，轉移到純粹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現實。由於它再也無法忽視族群內部的效忠，也無法駕馭非土耳其民族，1915年後，土耳其不得不使自己成為一個民族單一的國家，即將尚未被整批驅逐或屠殺的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Kurds）等強行同化。建立在族裔和語言之上的土耳其民族主義，甚至染有以世俗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帝國美夢。因為，西亞和中亞的大多數地區（主要在俄國境內），其居民皆說著各種不同的土耳其語，土耳其當然想把這些人包括在“泛土耳其”同盟之中。因而，在“青年土耳其”內部，其政策便由主張西化和跨民族的現代化，轉變到西化但具有強烈民族性乃至種族歧視性的現代化——如民族詩人和思想家格卡爾普（Ziya Gökalp，1876—1924）代表的那種。以實際上廢除帝國本身為發端的真正土耳其革命，要到1918年後，才在這類思想的支持下展開。但是，它的內容已隱含在“青年土耳其”的宗旨之中。

於是，土耳其和波斯及中國不一樣，它不僅消滅了一個舊政權，而且也相當快速地建立了一個新政權。土耳其革命或許締造了當代第一個推行現代化的第三世界政權。這個政權激烈地推行進步、反傳統的啟蒙運動，以及一種不受自由辯論困擾的民粹主義。由於缺乏革命性的中產階級，或任何革命階級，於是知識分子和（戰後尤其是）軍人遂接掌了政權。他們那個強硬而成功的領袖凱末爾將軍（Kemal Atatürk），日後殘忍無情地實行“青年土耳其”的現代化計劃：他宣布共和國成立；廢止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以羅馬拼音代替阿拉伯文字；摘下婦女的面紗並將她們送進學校；如果需要，還可以軍事力量強迫男人戴圓頂高帽或其他西式頭飾，而非傳統頭巾。土耳其革命的弱點主要在於它的經濟，它不被數目龐大的農村土耳其人接受，也無法改變農民社會的結構。不過，這次革命的歷史性意義非常重大，歷史學家從來都不曾充分認識這一點。他們只注意到1914年前土耳其革命的直接國際性後果——帝國的崩潰和它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催化——以及1917年後偉大得多的俄國革命。在這些事件的爭輝之下，土耳其當代的各項發展遂顯得毫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