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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歷史學家認為，19世紀後期經濟發展最迅速的俄國，要不是因為那場隨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來的革命，終將繼續演變成一個繁榮的自由主義社會。對於當時人來說，這種想法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要問當時人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需要革命而且必定會發生革命，答案無疑是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俄國當時是一個龐大、行動遲緩而且無效率的國家。它在經濟上和技術上皆處於落後狀態，1897年時全俄1.26億人口中，有80%是農民，1%是世襲貴族。對19世紀晚期歐洲所有受過教育的人來說，俄國的組織都太過老式陳腐，完全是一種官僚化的獨裁政治。因此，除非能說服沙皇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大改革，否則唯一能改變這個國家的方法便是革命。第一個辦法在大多數人看來是行不通的，但這並不表示第二個辦法就行得通。由於幾乎每一個人都認識到改變的必要性，因此從中庸保守到極端左派的俄國人士，都不得不成為革命分子。唯一的問題是：什麽樣的革命？

沙皇政府自克裏米亞戰爭（1854—1856年）後便了解到，俄國如要保住其強權地位，便不能再完全依靠它的廣大幅員、眾多人口，以及隨之而來的龐大但原始的軍隊。它需要現代化。俄國和羅馬尼亞一樣，是歐洲最後的農奴制度根據地。1861年農奴制度的廢除，原是為了將俄國農業拉進19世紀，然而，這項政策既未造成一個令人滿意的農民階級（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章第2節），也未使農業現代化。1898—1902年間，歐俄部分的谷物平均產量，只有每英畝不到9蒲式耳，而同時的美國卻有14蒲式耳，英國更高達35.4蒲式耳。[10] 雖然如此，大片開辟的外銷谷物生產區，還是使俄國成為世界的主要谷物供應國。由19世紀60年代早期到20世紀最初10年早期，全俄谷物的凈收獲量增加了160%，外銷也增加了五到六倍，然而這卻也使俄國農民更依賴於世界市場價格。在世界農業的不景氣期間，小麥的價格幾乎下跌了一半。[11]

雖然1891年的饑荒使人注意到農民的不滿情緒，可是由於農民在村落之外基本上無人聞問，這為數幾近一億人的不滿，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這種不滿，不僅因貧窮、缺乏土地、重稅和低谷價而尖銳化，同時也可通過集體村社這個潛在的重要組織予以凝聚。矛盾的是，這些集體村社是因為農奴解放而加強了其受官方認可的地位；1880年，又由於某些官吏認為它們是對抗社會革命分子的忠誠基地，而予以增強。不過卻有另一群人持相反的立場，他們基於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催促盡快將村社廢除，把土地轉為私人財產。革命分子也因類似的辯論而分裂。民粹主義者（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九章）認為革命的農民公社，可以作為俄國直接社會主義化的基礎，從而避開資本主義發展的慘劇。可是俄國馬克思主義分子卻認為這已不再可能，因為公社已經分裂成互具敵意的農村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們也歡迎這種發展，因為他們比較相信工人。在這兩種辯論中，雙方都宣稱農民公社是重要的。在保有公社的50個歐俄省份中，公社擁有80%的土地，這些土地定期按照公社的決定而重新分配。誠然，在比較商業化的南方地區，公社的確正在崩潰，但比馬克思主義者所想象的要慢；在北部和中部，它幾乎仍然和最初一般堅實。在它仍然堅實強固的地方，它有時會為神聖俄國的沙皇表達村落輿論，但有時也會發出革命的呼聲。在它遭到侵蝕的地方，它將絕大多數的村民聚集在一起，發動聲勢浩大的抗禦。事實上，對革命而言幸運的是，馬克思主義者所預言的“村落階級鬥爭”尚未充分發展，還不足以妨礙全體農民（不論貧或富）一致參與大規模運動，以對抗鄉紳和政府。

不論他們持什麽樣的看法，俄國公眾生活（不論合法或非法）中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同意沙皇政府對於土地改革處理不當而且忽視農民。事實上，由於政府將農業人口的資源用在19世紀90年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規模工業化之上，遂使農民原已強烈的不滿更為強烈。因為鄉村代表俄國的大宗稅收，而這份稅收同高保護性關稅以及龐大的外來資金一樣，都是專制俄國實行經濟現代化以增加國力所必需的。私人資本主義與國營資本主義的混合，其結果十分可觀。1890—1904年間，俄國鐵路長度增加了一倍（部分是由於修築了橫越西伯利亞的鐵路），而在19世紀的最後5年間，煤、鐵和鋼的產量也都增加了一倍。[12] 但是另一方面，專制俄國現在出現了一個迅速成長的工業無產階級，這個階級集中在幾個主要工業中心的龐大工廠復合體中。因此，俄國也開始出現勞工運動，而勞工運動顯然致力於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