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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工業化的第三個後果，是俄國西方和南方邊陲區域不成比例的發展，而這兩片地區皆不屬於大俄羅斯民族的居住地，例如波蘭、烏克蘭以及阿塞拜疆（Azerbaijan，石油工業）。社會和民族的緊張狀態都為之升高，尤其是因為俄國專制政府想要借助19世紀80年代以後有系統的教育，推行俄國化政策，加強它對這些地區的政治控制。如前所述，足以證明社會和民族不滿情緒已經結合的事實是，在若幹（或許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政治動員中，有些新興社會民主（馬克思主義）運動的衍生活動，已經變成事實上的“民族”政黨（參見第六章）。斯大林以一名格魯吉亞人而成為革命俄國的統治者，這與拿破侖以一名科西嘉人而成為革命法國的統治者相比，更不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

專制俄國占領了被瓜分的波蘭的最大部分。自從1830年起，歐洲所有自由主義者都熟悉也同情以士紳為基礎的波蘭抗俄民族解放運動。不過，自從1863年的起義被擊敗之後，革命性的民族主義已銷聲匿跡。（俄國所兼並的部分，形成了波蘭核心。在被德國兼並的部分，也由少數波蘭民族主義分子進行了勢力較弱的反抗。不過，被奧地利兼並的部分卻與哈布斯堡王朝達成相當不錯的妥協。哈布斯堡王朝需要波蘭的支持，以在其互相鬥爭的諸民族中保持政治平衡。）1870年後，在“全俄羅斯之專制君主”統治的帝國心臟地區，可能就要爆發一場革命的新想法，已是歐洲自由分子所熟悉而且支持的論調。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專制政體已顯出內在、外在的軟弱跡象，一方面也是由於當時出現了一個高能見度的革命運動。這個運動的參與者最初幾乎全是來自所謂的“知識分子”：貴族士紳、中產階級和其他受過教育的階層的子弟，以及比例之高前所未有的女性，而且有史以來第一次包括了相當數目的猶太人。這類革命分子的第一代主要是民粹黨人（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九章），他們仰賴農民，但是農民卻不注意他們。他們在小團體的恐怖行動上表現得較為成功，其中最富戲劇性的是1881年事件——在該事件中，他們暗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雖然恐怖主義不曾嚴重削弱專制政治，它卻使俄國革命運動引起了國際的注意，而且有助於促成除了極右派外幾乎普遍具有的共識，即俄國革命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民粹派在1881年後遭到消滅或驅散，不過在20世紀最初10年早期他們再度以一個“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的形式復興，到了此時，各村落已願意聆聽他們的訴求。他們後來成為左派的主要農村政黨，不過他們也使其恐怖主義支派再度復活，此時恐怖主義已為秘密警察所滲透。［秘密警察長阿澤夫（Azev，1869—1918）面臨著復雜的任務，一方面，他得暗殺夠多的傑出人士以滿足他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又得交出夠多的同志以滿足警方，以不失去雙方對他的信任。］像所有寄望於俄國革命的人一樣，他們大量吸收西方傳來的適當理論，而借助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他們也致力於研讀社會主義革命最具權威的理論家馬克思的著作。由於西方自由主義的解決辦法在社會和政治上並不可取，因此在俄國，那些如果生在別處便會是自由主義分子的人，在1900年以前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馬克思主義至少曾做出如下預測：資本主義的發展終將走向被無產階級推翻的階段。

因而，無不為奇的是，19世紀70年代在民粹主義運動廢墟上成長的革命運動，便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不過，它們在19世紀90年代之前尚未組織成一個俄國的社會民主黨，或者，更準確地說，尚未組成一個隸屬於共產國際的社會民主組織，這個組織基本上是個互相敵對、不過也偶爾合作的復合體。雖然在這個時期最強力支持社會民主政治的群眾，或許仍然是柵欄移民區［Pale，猶太聯盟（Jewish Bund，1897年）的根據地］北部的無產階級工匠和戶外勞動者，可是以工業無產階級為基礎建立一個政黨的構想，已有某種實際根據。在追溯俄國社會民主黨派的發展過程時，我們已習慣於將脈絡放在馬克思革命組織的某個特殊派別身上，這個派別是由列寧領導的，列寧的兄弟曾因暗殺沙皇而遭處決。由於列寧擁有結合革命理論和實踐的非凡稟賦，因此使得這個派別顯得特別重要，盡管如此，我們仍應記住下面三件事。首先，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俄文的bolshe為“多數”之意，由於他們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有效大會上暫居多數，故名之）只是俄國社會民主政黨發展中的若幹傾向之一，而社會民主政黨又與帝國其他以民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政黨有別。其次，它要到1912年才成為一個獨立政黨，因為到那時它才真正成為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主要力量。最後，在外國社會主義者或一般俄國人眼中，不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區別，似乎是無法理解或次要的；它們都應受到支持和同情，因為它們都是專制政治的仇敵。布爾什維克與其他社會主義者的不同，在於它的組織較好、較有效率，且較可信賴。[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