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理性與社會（第3/7頁）

當然，當時也有一些反方向的小渦流。例如，上流社會的英國國教徒改宗血統更純的羅馬天主教，19世紀末葉的唯美主義者為多彩多姿的儀式所吸引，特別是非理性主義者和反動派對宗教的支持態度。對非理性主義者而言，傳統信仰在知識上的悖理性，正是它優於理性的明證；對反動派來說，即使他們已不相信古代的傳統和階級壁壘，他們還是會予以堅守，例如法國保皇派和極端天主教派“法蘭西行動”的思想領袖莫拉（Charles Maurras）。誠然，有許多人依然奉行宗教，而在學者、科學家和哲學家中，更有許多是虔誠的信徒，但是他們的宗教信仰卻很少顯露在他們的著作中。

簡而言之，在思想上，西方的宗教在20世紀最初10年的早期，已較任何其他時候都更受到壓制，而在政治上，它又全面撤退，至少是撤退到對外來攻擊設防的信仰圈子中。

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攜手並進，自然使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左派大受其惠。而古老資產階級所信仰的科學、理性和進步，正是在這些派別中開花結果。

這種（已經過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轉化）舊日的確定性體系最重要的繼承者是馬克思主義，其理論學說的主體，是在馬克思死後由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推演出來的，並體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在許多方面，考茨基式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實證主義科學信念的最後勝利。它是唯物主義的、決定論的、必然論的、演化論的，並且堅決地主張“歷史法則”和“科學法則”是同一回事。考茨基最初只把馬克思的歷史理論視為“不過是將達爾文學說應用到社會發展上”，並於1880年指出，社會科學中的達爾文主義教導他們“從舊世界觀轉變到新世界觀的過程是無法抗拒的”。[13] 矛盾的是，像馬克思主義這種牢牢附著於科學的理論，竟會對當代科學和哲學的戲劇性創新抱持懷疑的態度。也許是因為，它們看來似乎會削弱唯物論（也就是自由思想和決定論）所強調的許多極具吸引力的確定事物。只有在新知薈萃的維也納知識界，馬克思主義才與這些發展保持接觸。然而，即使俄國知識界的革命分子對這類創新貢獻更多，但激進分子更依附於馬克思主義宗師的唯物論。［例如，弗洛伊德接收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維克多·阿德勒在維也納伯加錫路（The Berggasse）的公寓；心理分析家中忠誠的社會民主黨員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與維克多無親戚關系），則於1909年在這個公寓中宣讀了一篇研究“馬克思主義心理學”的文章。同時，維克多的兒子弗裏德裏克，是一位科學家和馬赫的仰慕者。[14] ］因此，這個時期的自然科學家，沒有什麽專業上的理由要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感興趣。而且，雖然他們之中有一些在政治上屬於左派（如在德雷福斯事件時的法國），也很少有人對馬、恩產生興趣。在該政黨唯一一位職業物理學家的勸告下，考茨基甚至不曾發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Dialectics of Nature ），德意志帝國曾針對這位物理學家通過所謂的《艾倫法》（Lex Arons ，1898年），禁止社會民主黨學者在大學任教。[15]

然而，不論馬克思個人對於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進步具有什麽樣的興趣，他卻將他的時間和思考能力完全投注在社會科學上。對於社會科學和歷史學，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直接的，也是間接的。[16] 在意大利、中歐、東歐，尤其是在專制俄國，即瀕臨社會革命和瓦解的區域，馬克思立刻吸引了許多極端聰穎之士的支持，雖然有的支持為時短暫。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有的時候（如19世紀90年代）幾乎所有年輕的學界知識青年，都是某種革命分子或社會主義者。而且如同日後第三世界歷史上常見的情形，他們大多數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在西歐，雖然為追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所舉行的大眾勞工運動規模很大，但富有強烈馬克思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為數卻很少，奇怪的是，當時正進入早期工業革命的荷蘭卻是一個例外。德國社會民主黨從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制俄國引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後者有羅莎·盧森堡和帕爾烏斯。馬克思主義在德國的影響力，主要是借助於當時的一些批評人物而擴大的，這些人可充分感受到它在政治及思想上的挑戰，並批判它的理論或對它所提出的知識問題找出非社會主義的回應。不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支持者或批評者，當然更包括19世紀90年代晚期開始出現的前馬克思主義者或後馬克思主義者，如傑出的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Croce，1866—1952），對他們而言，政治因素顯然是具有支配性的。在英國這種不需要為強大的馬克思主義勞工運動發愁的國家，沒有什麽人會去多注意馬克思一眼。但在勞工運動勢力強大的國家，即使是像歐根·馮·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這麽傑出的奧地利教授，也得從他們的教師和閣員職務中抽出時間，去反駁馬克思的理論。[17] 當然，如果馬克思主義的想法沒有相當程度的知識吸引力，它也不大會激發出這麽豐富的重量型著作，不論是贊成它的還是反對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