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理性與社會（第2/7頁）

再者，在絕大部分的非白人世界中，宗教仍然是談論宇宙、自然、社會和政治的唯一語言。它既表達了人們的思想與行為，也認可了人們的思想與行為。宗教已成為動員男男女女的力量，這個力量可使他們完成西方人企圖用世俗詞匯加以說明卻無法充分表達的目的，英國政客可能希望將聖雄甘地貶低為利用宗教喚醒迷信大眾的反帝國主義煽動家。但是，對這位聖雄來說，神聖的精神生活不只是用來獲得獨立的政治工具。不論意義為何，在意識形態上，宗教是無處不在的。20世紀最初10年的年輕孟加拉恐怖分子，日後所謂的印度馬克思主義的溫床，最初乃是受到一位孟加拉苦行修道者及其傳人辨喜（Swami Vivekananda）的啟發。（辨喜的吠陀哲學教義，今日是通過一種刪改過的加利福尼亞版本而為人所知。）這些恐怖分子將辨喜的教義解釋成一種呼籲，呼籲附屬於外國勢力的這個國家發動起義，並賜給全人類一種普世信仰。（“噢！印度……憑著你優雅的怯懦，你能得到只有果敢和英勇才能得到的那種自由嗎？……噢！力量之母，請除去我的懦弱，除去我的懦弱，讓我成為一個大丈夫。”——辨喜。[5] ）據說，受過教育的印度人“最初是通過半宗教團體而非世俗政治，培養出他們以全民族為基礎的思想和組織習慣”。[6] 當地中產階級對於西方的接納［通過梵天運動（Brahmo Samaj）］這樣的團體（參見《革命的年代》第十二章第2節）以及對於西方的排斥［借由1875年成立的雅利安社（Ary Samaj）］，便是采用這種方法，遑論“通神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下面我們將談談這個團體與印度民族主義的關系。

如果說連印度已獲解放而且支持西化的受教育階級，都認為他們的想法和宗教分不開（或者就算認為分得開，也得小心隱藏這個想法），那麽，純粹世俗化的意識形態措辭，顯然對民眾沒有什麽吸引力。他們進行反叛之際，很可能便是打著其神祇的旗幟，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穆斯林因其共同的主人土耳其蘇丹的失勢而發起的抗英行動，或在“基督國王”的名號下展開的反對墨西哥革命的行動。簡而言之，若以全球而論，認為宗教勢力在1914年時已比1870年或1780年弱小許多，是很荒謬的想法。

可是，在資產階級的心臟地帶（雖然也許不包括美國），不論是作為一種知識上的力量或是民眾之間的影響力，傳統宗教都正以空前的速度消退。在某種程度上，這幾乎是都市化的自然後果，因為我們大可肯定，在其他方面一律相當的情形下，城市對宗教虔信的反對態度要比鄉村來得強烈，而大城市又常比小市鎮更嚴重。而且，當來自虔誠鄉村的移民與不信宗教或持懷疑態度的當地市民同化之後，城市的宗教感遂變得更為淡漠。[7] 在馬賽，1840年時有一半的人星期天會上教堂，但是1901年時，只有16%的人上教堂。更有甚者，擁有歐洲45%人口的天主教國家，在本書所論時期，其信仰的崩潰速度尤其驚人。因為它受到（引一句法國教士的抱怨）中產階級理性主義和學校教師社會主義的聯合進攻，[8] 更受到解放理想與政治思考的聯手出擊——政治上的思考，使得與教會的鬥爭成為關鍵性的政治問題。“反教權”一詞最初於19世紀50年代出現在法國，而自19世紀中葉起，反教權主義便成為法國中間派和左派政治活動的中心，互助會的組織曾一度為反教權者所控制。[9]

反教權主義之所以成為天主教國家的政治重心，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一是，羅馬教會選擇了完全排斥理性和進步的態度，因而只能與政治右派站在同一邊；其二是，對於迷信和反啟蒙主義的鬥爭，不但未曾分裂資本家和無產階級，反倒使自由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聯合一致。精明的政客在呼籲所有好人團結合作之際，一定會牢記這一點。法國以聯合陣線來化解德雷福斯事件，並且立刻終止了政府對天主教會的支持。

這場鬥爭造成了教會和法國政府在1905年的分裂，它的副產品之一，是好鬥的脫離基督教化運動（de-christianization）的加快進行。1899年時，利摩日（Limoges）教區只有2.5%的孩童沒有受洗；這個運動正值最高潮的1904年，這個百分比已高達34%。[10] 但是，即使是在教會和政府的鬥爭並非政治中心議題的地方，平民勞工運動的組織或普通男人（因為婦女對信仰要虔誠得多）對政治生活的參與，也都造成了同樣的後果。在19世紀末葉的意大利北部，原本信仰虔誠的波河流域，如今也頻頻發出宗教式微的抱怨。1885年時，2/3的曼圖亞（Mantua）居民，已不在復活節時做彌撒。1914年前遷徙到洛林（Lorraine）煉鋼廠的意大利勞工，幾乎都不信神。在西班牙（或應說是加泰羅尼亞）的巴塞羅那和比克（Vich）教區，1900—1910年間，在出生第一周受洗的嬰兒已減少了一半。[11] 簡而言之，在歐洲的絕大部分地區，進步和世俗化是攜手並進的。由於各教會所享有的官方壟斷地位已日漸遭剝奪，於是，進步和世俗化遂挺進得更快。在1817年以前仍然拒斥和歧視非英國國教徒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很快便不再是英國國教教士的安全島。雖然1891年時牛津各學院的院長大多仍舊是神職人員，但已經沒有任何一個教授仍具有神職人員的身份。[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