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確定性的基石：科學

物質世界由什麽構成？以太、物質和能。

——萊恩，1885年[1]

一般人都同意，在過去的50年間，我們對於遺傳學基本定律方面的知識，有了極大提高。事實上，我們可以公正地說，在這段時期這方面所取得的進展，比這個領域有史以來所取得的總和更多。

——雷蒙德·珀爾（Raymond Pearl），1913年[2]

就相對論的物理學而言，時空不再是宇宙基本內容的一部分。現在大家都承認它們是結構。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914年[3]

有的時候，人類理解和建構宇宙的整個方式，會在相當短暫的時期內改變，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十年，正是這樣一個時期。這種轉變，在當時還只有很少的國家中極少數人可以理解，乃至可以觀察到。有時，甚至在正值轉型的知識和創造性活動領域之內，也只有少數人能夠了解和觀察到。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領域都有轉變發生，或以同樣的方式被改變。比較完整的研究，必須區別那些人們意識到直線前進而非轉型（例如醫學）的領域與那些已經發生革命的領域（例如物理學）；區別那些經過巨變的舊科學與其本身便構成各種革新的新科學（因為它們誕生於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代，例如遺傳學）；區別那些注定會成為新輿論或正統的科學理論與那些將留在其學科邊緣的科學理論（例如心理分析）。它也必須區別經受過挑戰，但已成功地重建為大家所接受的理論（例如達爾文學說），與19世紀中期知識傳統的若幹其他部分——那些除了在較淺易的教科書中可以看到，此外已不見蹤影的部分，如開爾文勛爵（Lord Kelvin）的物理學。而它也當然必須區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這個時期，像傳統的人文科學領域一樣，社會科學正日漸與自然科學分離，並造成了一道日甚一日的鴻溝。大半在19世紀被視為“哲學”的學術，似乎正消失在這道鴻溝中。而且，不論我們如何形容這個全球性的表現，它都是真實的。這個時期的知識景觀——那些命名為普朗克（Planck）、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高峰，此刻正在浮現，遑論勛伯格和畢加索——顯然與1870年聰明的觀察家自以為看到的知識景觀極不相同。

這個轉型可分為兩種。在知識上，它意味著不再以建築師或工程師的方式去理解宇宙：一個尚未完成的建築，不過為期不遠；一個以“事實”為基礎的建築，為因果律和自然律的堅實骨架所維系，用理性和科學方法的可靠工具所建造；一個知識的建構，但也傳達了越來越逼真的宇宙客觀真理。在洋洋得意的資產階級世界的觀念中，由17世紀承繼而來的巨大的靜態宇宙結構，加上17世紀以後因延伸到新領域而擴張的結構，不僅產生了永恒感和可預測性，也造成了轉型。它產生了演化（至少在與人類有關的事情上，演化可輕易被等同於長期的“進步”）。然而，現在已經崩潰的，正是這種宇宙模型和人類對它的了解方式。

但是，這種崩潰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在資產階級世界的知識建構中，古代宗教的力量已從對宇宙的分析中剔除，在這個宇宙內部，超自然和神奇的事物並不存在。而且，除了視宇宙為自然律的產物外，在相關的分析中也幾乎不帶感情。不過，除了次要的例外情形，知識的宇宙似乎與人類對物質世界的直覺把握（“感官經驗”）相吻合，也與人類推理作用直覺的看法相一致。因而，當時仍然可以用機械（撞球式的原子）模型去思考物理和化學。（事實上，在被忽略了一段時期之後，不久將被打碎成較小粒子的原子，這個時期又恢復成物理科學的基本結構單元。）可是，宇宙的新建構卻越來越不得不拋棄直覺和“常識”。也可以說，“自然”變得較不自然但更容易理解。事實上，雖然我們今天都根據以新科學革命為基礎的技術生活，也與它共存；雖然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其視覺外觀已因它而改變，而一般受過教育者的談論也經常模仿它的概念和詞匯，可是甚至到今天，我們還完全不清楚這場革命究竟被一般公眾的思想吸收了多少。我們可以說，它是在存在上而非在知識上被接受了。

科學和直覺的分離過程，或許可以用數學這一極端例子予以說明。在19世紀中葉的某一時刻，數學思想的進步，開始不僅造成一些與感官了解的真實世界相沖突的結果（例如非歐幾何學），而且也造成震撼數學家的結果——他們像偉大的康托爾（Georg Cantor）一樣，發現“我看到，但是我不相信”。[4] 布爾巴基（Bourbaki）所謂的“數學的病理學”於此開始。[5] 在19世紀數學“兩個精力充沛的有待研究領域”之一的幾何學中，好像各種各樣不可思議的現象都出現了，如沒有正切（tangent）曲線。但是當時最戲劇性和“不可能”的發展，或許當推康托對於無窮數的探究。在這項探究所造成的世界中，直覺的“較大”和“較小”概念不再適用，而算術的規則不再產生預期的結果。用希爾伯特（Hilbert）的話來說：它是一種令人興奮的進展，一個新的數學“樂園”，而前衛的數學家拒絕被排斥於這個樂園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