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理性與社會（第4/7頁）
馬克思對社會科學的沖擊，說明了這一時期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困難。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基本上是人類的行為和問題，而人類在觀察他們自己的事情時，絕不會是中立和不帶偏見的。如前所述，即使是在自然科學上，當我們由無生命世界移向生命世界時，意識形態便會頓時重要起來，尤其是對於直接牽涉到人類的生物學。
社會和人類科學，完全是在那些最具爆炸性的地帶運作，其所有理論都直接牽連到政治，而意識形態、政治和思想家的處境，也都會造成莫大的幹擾。在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期或任何時期，一個人很可能既是傑出的天文學家又是馬克思主義者，如潘涅庫克（A. Pannekoek，1873—1960）。潘涅庫克的專業同事無疑會認為他的政治活動與他的天文學是不相幹的，而他的同志也會覺得他的天文學與階級鬥爭沒有關系。然而如果他是一位社會學家，則沒有人會認為他的政治活動和他的理論毫不相幹。社會科學往往為了這個理由在同一領域曲折盤旋、反復穿越，或是繞著一個圈圈打轉。和自然科學不一樣，它們缺乏普遍為人所接受的知識、理論主體，缺乏一個有組織的研究領域，一個可借著理論的調整或新發現聲稱獲得進步結果的領域。而在本書所述時期，“科學”這兩個支脈的分歧更是日甚一日。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新現象。在信仰進步的自由主義全盛時期，似乎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學和若幹經濟學的重要學派——和自然科學，都有一個共同的研究理論架構，即進化論（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節）。社會科學的核心研究，是有關人類如何由原始狀態發展到現在的狀態，以及對現在的理性探求。一般認為，這個過程是人類歷經不同“階段”的進化，雖然在其邊緣會留下較早階段的殘余，或類似的活化石。對於人類社會的研究，就像地質學或生物學這類演化學科一樣，都是一門正面的科學。作家寫一本名為“物理學和政治，或論“物競天擇”及“遺傳”原理在政治社會上的應用”（Physics and Politics，Or though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and‘inheritance’to political society）的書，似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19世紀80年代，將這樣一本書收納在倫敦出版商的“國際科學叢書”（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ries）之中，並和《能量保持》（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光譜分析研究》（Studies in Spectrum Analysis ）、《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肌肉和神經生理學通論》（General Physiology of Muscles and Nerves ）以及《貨幣和交易技巧》（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並列，也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18]
然而，這種演化論既不契合哲學和新實證主義的新風尚，也不被那些開始懷疑進步似乎走錯方向的人所接受，這些人顯然也反對演化必然產生的“歷史法則”。成功地整合入進化論的歷史學和科學，現在又被分離開來。德國的學院派歷史家拒絕把“歷史法則”視為歸納科學的一部分。在致力於研究特殊、獨特和不可重復的事物，乃至“以主觀心理學的方式看待事物”的人文學科中，歸納科學都沒有存在的空間——在主觀心理學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始客觀主義之間，隔了一道鴻溝。[19] 19世紀90年代，在歐洲資深史學期刊《史學雜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的動員之下，對歷史法則理論發起了大力攻擊，雖然最初是針對那些過於偏向社會學或其他科學的歷史家，然而不久卻可看出，他們主要的開炮對象是社會民主黨員。[20]
另一方面，那些可望使用嚴格的數學論據或自然科學實驗方法的社會和人文學科，也拋棄了歷史的演化論，有時還會因此松一口氣。甚至是那些不可能運用上述方法的學科，如心理分析學，也這麽做。一位知覺敏銳的歷史學家，曾經形容心理分析學是“一種非歷史性的人類和社會理論”，它可以（如對弗洛伊德那群維也納自由主義朋友來說）使脫軌和失控的政治世界變得較容易忍受。[21] 19世紀80年代，一場經濟學的激烈“方法戰”，也將矛頭指向歷史。得勝的一方，在另一位維也納自由主義者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領導下，不但代表科學方法的觀點（演繹而非歸納），也代表有意將此前廣闊的經濟學視野狹隘化的看法。持歷史性想法的經濟學家，或是被驅逐到怪人和鼓動者的地獄邊緣（如馬克思），或是如當時主宰德國經濟學的“歷史學派”所要求的，將他們重新劃歸到別的行業，如經濟史家或社會學家，而將真正的理論交給那些新古典平衡狀態的分析家。這種情況意味著歷史動力學的問題、經濟發展的問題以及那些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問題，大致均被排除在這項新學術正統之外。因而，經濟學成為這個時期唯一不受非理性問題幹擾的社會科學，因為就定義來說，所有不能以某種理性方式加以描述的事物，均不屬於經濟學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