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3/5頁）

移民間的互助和互保，可能有助於其民族的民族主義成長，但卻不足以解釋它的產生。然而，就移民間的民族主義是以移民對舊日故鄉風俗的模糊懷念為基礎而論，它無疑與故國正在孕育民族主義的那種力量有相似之處，尤以較小的民族為然。這就是新傳統主義，是一種防禦性或保守性的極端看法，用以抵抗現代化、資本主義、城市工業，以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擴散，抵抗這些力量對舊日社會秩序所造成的破壞。

天主教會支持巴斯克和佛蘭德斯人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許多小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些小民族受到“自由派民族主義”的排斥，在自由派眼中，這些小民族顯然無法變成“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國家”。教會的支持顯然帶有傳統主義的成分。在這個時期人數激增的右翼理論家，往往發展出對以傳統為根據的文化區域主義的喜好，如普羅旺斯（Provence）的本地語言推行運動。事實上，20世紀晚期西歐的分離主義和區域主義運動（布列塔尼語、威爾士語、普羅旺斯語），其思想淵源均來自1914年前的右派思想。相反，在這些小民族中，資產階級和新興無產階級通常都不喜歡小型民族主義。在威爾士，勞工黨的興起逐漸損害了威脅要接管自由黨的青年威爾士民族主義。至於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自然也喜歡大國或世界的市場，而不喜歡小國或區域的狹窄拘束。在俄屬波蘭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區（這兩個地區的工業化程度遠高於該國的平均水平），當地資本家對於民族主義的奮鬥目標都不熱衷，而根特那些公開以法國為中心的資產階級，始終是佛蘭德斯民族主義分子痛恨的對象。雖然這種漠不關心並不十分普遍，但它已強大到使羅莎·盧森堡誤以為波蘭的民族主義不具有資產階級基礎。

但是，使傳統的民族主義分子更沮喪的，是農民這個最傳統的階級對於民族主義竟也只有微弱的興趣。巴斯克民族黨成立於1894年，其目的在於維護所有古風，抵抗西班牙人和無神論工人的侵犯，可是說巴斯克語的農夫對它卻不具熱忱。像大多數其他這類運動一樣，它主要是都市中產階級或下層中產階級的團體。[17]

事實上，本書所述時期的民族主義進展，大致是由這些社會中間階層所帶動的現象。因此，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稱它為“小資產階級的”頗有幾分道理。而它與這些階層的關系，也有助於解釋我們已經談到的三個新特點：語言上的好戰政策，要求組成獨立國家而非接受次等的自治權，以及政治上的轉向右派和極右派。

對於由大眾背景中興起的中下階級來說，事業和方言是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的。從社會開始以大眾閱讀書寫能力為支撐的那刻起，如果他們不想淪入純粹靠口語溝通的下層社會（偶爾在民俗學博物館中占有一席之地），則其口語必須或多或少地官方化，以作為官僚政治和教育的媒介。大眾（也就是小學）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因為它只能用大多數人能夠了解的語言。（威爾士語或某種方言或土語禁止在教室使用，曾在地方學者和知識分子的記憶中留下許多創傷。這種禁止不是由於國家具有支配性民族的某種極權主義的要求，而幾乎可以確定是由於當政者真正相信：除非以官定的語言教學，否則教育便會有所欠缺，而一個只懂一種語言的人作為一個公民的能力和其職業前途，都將無可避免地受到妨礙。）以一種純粹的外來語施教的教育，不論這種外來語是活的還是死的，只適用於精心挑選的少數人，只有這些人花得起相當的時間、費用和氣力，去獲得對它的純熟使用。官僚政治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因為它能決定一個語言的官定地位；另一方面也因為在大多數國家中，它是需要閱讀識字能力的最大雇主。因而自19世紀90年代起，在奧匈帝國中，關於不同民族混居地區的街名應該用什麽語言書寫，以及關於特殊助理郵政局長和鐵路站長應該由哪一個民族的人來擔任，便產生了無窮的瑣碎鬥爭，甚至危及政治活動。

但是，只有政治力量才可以改變次要語言或方言的地位（眾所周知，所謂次要語言和方言，只不過是沒有軍隊和警察力量作為後盾的語言和方言）。因此，在這個時期精心的語言調查和統計數字背後，隱藏了許多壓力和反壓力。（比方說，尤其是1910年比利時和奧地利的語言調查和統計數字。）方言的政治要求，便是依據這樣的調查和統計數字。因此，至少在部分情況下，每當出現如比利時的情形，即操雙語的荷裔比利時人數目顯著增加時，或出現如巴斯克的情形，即巴斯克語的使用在迅速成長中的城市幾乎消滅時，便會有民族主義者為語言而發起動員。[18] 因為只有政治壓力可以為實際上不具競爭能力的語言，贏得作為教育或大眾溝通媒介的地位。這一點，也只是這一點，才使得比利時在1870年正式成為一個雙語國家，使得弗拉芒語在1883年成為佛蘭德斯中學的必修科目。但是，一旦一種非官定語言贏得了官定地位，它便會自動創造出相當可觀的具有方言讀寫能力的政治選民。以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奧地利而論，在它1912年總計480萬的中小學學生當中，可能或實際成為民族主義者的比例，顯然比在1874年總計220萬的中小學學生中來得高，遑論以各種互相敵對的語言進行教學的10余萬名新增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