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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對這些資產階級來說，貧窮外國人的湧入，既加劇了也象征著人數日增的都市無產階級所引起的諸多問題。這些人結合了國內外“野蠻人”的特征，這些特征似乎行將淹沒高尚者的文明（參見第二章）。他們同時也凸顯出社會在應付急速變化的各種問題上的明顯無能，以及新群眾不可原諒地未能接受舊有精英的優越地位，而這種情形尤以美國為最。波士頓是富有而且受過教育的白種、盎格魯——撒克遜裔、信奉新教的傳統資產階級的中心，而限制移民聯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正是於1893年在波士頓成立的。在政治上，中產階級的仇視外人，幾乎可以確定比勞動階級的仇視外人更為有效；勞動階級的仇外只是反映鄰居間的摩擦，以及對壓低工資、競求工作機會的恐懼。不過，實際上將外國人排除於勞力市場之外的，是區域性的勞動階級壓力，因為對雇主來說，進口廉價勞工的誘因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在完全拒絕接納陌生人的地方，如在19世紀8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實施禁止非白人移民的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這種仇外不會造成全國性或社群之間的摩擦，但是，在那些當地社群已遭歧視（如白人統治下的南非的非洲人或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的地方，它自然很容易加速摩擦。不過，在1914年前，工人階級的仇視外人很少發揮實際效用。整體而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移民，即使是在美國，造成的反外國勞工騷動也出人意料的少，而在阿根廷和巴西，這類騷動幾乎可以說不曾發生。

不過，進入外國的移民群體，不論他們是否曾遭到當地人的仇視，都很容易生發出強烈的民族情感。這種情感的產生不僅是因為他們一旦離開了故鄉村落，便不能再假定自己是一個不需要定義的民族，如波蘭人和斯洛伐克人，也不僅是因為他們移入的國家強加給他們的新定義，如美國將此前自以為是西西裏人或那不勒斯人，甚至盧卡（Lucca）人或薩勒諾（Salerno）人等的移民，全部歸類為“意大利人”。這種情感的產生是因為他們需要社群間的互助。除了家人、朋友和這些由故國來的人以外，這些剛遷徙到新奇陌生環境中的人，能指望向誰求助？（甚至在同一個國家之內，每個不同區域的遷徙者也和自己區域的其他遷移者團結在一起。）有誰能了解他？或者更確切地說，有誰能了解她？因為女人的家務領域使她們比男人更依賴單一語言。在最初的移民社區中，除了類似於教會這樣的團體以外，還有誰能使他們成為一個社群，而非一堆外國人？他們的教會即使在理論上是世界性的，實際上卻是民族性的，因為它的教士是和教徒來自同一個民族。而且不論他們用什麽語言做彌撒，斯洛伐克的教士都需要用斯洛伐克語和教徒說話。於是，“民族”成為人際關系的真正網絡，而不僅是一個虛構社會。只因為遠離故國，每一個斯洛文尼亞人實際上和他所遇見的每一個斯洛文尼亞人都有一種可能的私人關系。

再者，如果這類移民要在他們所在的新社會以任何方式組織起來，則組織的方式必須能允許他們彼此溝通。如前所述，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是國際主義的，而且像自由主義者一樣（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三章第1及第4節），它們甚至夢想一個全人類說單一世界語的未來——在“使用世界語”的小群體之間，這個夢仍然存在。例如，考茨基在1908年時還希望全體受過教育的人最後都會結合為一個使用單一語言的民族群體。[15] 可是在當時，它們卻面臨了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問題：匈牙利工廠中的工會，可能需要以四種不同的語言發布罷工命令。[16] 它們很快就發現，民族混雜的部門工作效率較差，除非工作人員已經能以兩種語言溝通。勞動階級的國際性運動，必須是民族或語言單位的合並。在美國，實際上成為工人大眾政黨的民主黨，也必須以“族裔”聯盟的形式發展。

民族遷徙的情形越甚，造成無根民眾彼此沖突的城市和工業發展越迅速，這些被連根拔起的民眾之間的民族意識基礎便越廣。因此，就新的民族運動來說，流亡往往是它們主要的孕育期。未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馬薩裏克（Masaryk），是在匹茲堡（Pittsburgh）簽署捷、斯兩族合組國家的協議，因為有組織的斯洛伐克群眾基礎是在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而非斯洛伐克。至於在奧地利被稱為魯塞尼亞人（Ruthenes）的喀爾巴阡山（Carpathians）落後山區居民（1918—1945年間並入了捷克），他們的民族主義只在移民到美國的羅塞人當中構成了有組織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