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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勞動階級政黨的興起是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副產品，那麽民族主義在政治活動中的興起則是另一個。民族主義就其本身而言，顯然不是新鮮事（參見《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可是，在1880—1914年間，民族主義卻戲劇化地向前大大躍進，而且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內容也都發生了改變。這個詞本身便說明了這些年的重要性。因為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詞在19世紀末首次出現之際，是用來形容若幹法國和意大利的右翼思想家群體。這些群體激烈地揮舞國旗，反對外國人、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而支持其本國的侵略性擴張，這種擴張，行將成為這些運動的特色。也就是在這段時期，《德國至上》取代了其他競爭歌曲，而成為德國事實上的國歌。雖然民族主義一詞最初只是形容這個現象的右翼說法，它卻比1830年以來歐洲政治家所采用的笨拙的“民族原則”（principle of nationality）一詞更為方便，因此，它逐漸被應用於所有以“民族奮鬥目標”為政治活動極致的那些運動，亦即所有要求自決權的運動，也就是促成某一民族群體形成一個獨立國家的運動。在本書所述時期，這種運動的數目，或自稱是代表這項運動發言的領袖人數，以及其政治重要性都有顯著增加。

各式“民族主義”的基礎都是一樣的，即人民願意在情感上與“他們的民族”認同，並以捷克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進行動員。這種自發情緒是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而政治的民主化，尤其是選舉，則提供充分動員它們的機會。當國家在進行這類動員時，它們將這種情緒稱為“愛國心”，而出現在已經確立的民族國家中的原始“右翼”民族主義，指的乃是政治極右派對愛國心的壟斷，他們可借此將所有異己歸類為某種叛國者。這是一種新現象，因為在19世紀大半時期，一般人是將民族主義與自由激進運動混為一談，與法國大革命的傳統混為一談的。除此之外，民族主義並不特定和政治光譜上的某個顏色認同。在那些尚未建立自身國家的民族運動中，有些是與右翼或左翼認同，有些則對右翼和左翼都漠不關心。事實上，如前所述，有些運動（頗為有力的運動）雖然實際上是在民族的基礎上動員男男女女，但卻是意外造成的，因為其主要訴求是社會解放。雖然在這一時期，民族認同顯然已是或已變成各國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若說民族訴求與任何其他訴求是矛盾的，那就不對了。民族主義的政客和其對手，自然是會支持一種訴求排斥另一種訴求，好像戴了一頂帽子之後便不能同時戴另一頂帽子。但是，歷史事實卻非如此。在本書所談論的這個時期，一個人大可同時是具有階級意識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分子和愛爾蘭愛國主義者。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便是代表之一。1916年，康諾利因領導都柏林的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而遭處決。

不過，在實行群眾政治的國家當中，由於諸多政黨必須爭取同一群支持者，它們當然必須做出彼此互斥的選擇。

以階級認同的理由訴諸其可能支持者的新勞工階級運動，很快便認識到這一點。因為它們發現——一如在多民族區域常見的情形——自己正在與下述政黨競爭，那種政黨要求勞工階級和可能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是捷克人、波蘭人或斯洛文尼亞人而支持它們。因而，新興勞工階級運動一旦真的成為群眾運動，它們便立刻全神貫注在“民族問題”上。幾乎每一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從考茨基和羅莎·盧森堡，經過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到列寧和年輕的斯大林——在這一時期都曾參與過有關這個主題的熱烈辯論，由此可見這個問題的急迫和重要。[4]

在民族認同成為政治力量的地方，民族主義構成了政治活動的底層。即使當它們自稱是特別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時，它們五花八門的表述也使其極不容易分辨。我們下面將會看到：民族認同在本書所述時期無疑更為普遍，而政治活動中民族訴求的重要性也日漸增加。然而，更重要的無疑是政治民族主義內部的一組主要變化，這組變化將對20世紀造成深遠影響。

這組變化有四個方面必須一提。第一，如前所述，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出現及其被政治右翼所接收。這點將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法西斯主義身上得到極端表現，法西斯的意識形態便根源於此。第二，與民族運動發展中的自由階段相當不同，它是假設涵括獨立主權國家之形成的民族自決，不僅適用於那些證明其本身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具有生存能力的民族，也適用於任何自稱為一個“民族”的群體。1857年時，在19世紀民族主義偉大先知馬志尼的構想中，“民族的歐洲”包括12個相當大的實體（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五章）。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根據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ilson）的民族自決原則出現了26個國家（如果將愛爾蘭包括在內便是27個）。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便說明了新舊假設之間的不同。第三，是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假設：除了完全的國家獨立之外，任何形式的自治都無法滿足“民族自決”。在19世紀的大半時間裏，對於自治權的要求大多不曾想到這一點。第四，當時出現了一種用種族以及尤其是用語言來界定民族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