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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麽說並不表示在之前語言不是一個重要的民族問題。它是若幹民族識別的標準之一，而一般來說，語言問題越不突出，一個民族的民眾與其團體的認同便越強烈。語言並不是那些只把它當作溝通工具的人的意識形態戰場，因為要對母親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以及鄰居之間的交談語言進行控制，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時，大多數猶太人實際上所說的語言是意第緒語（Yiddish，猶太人使用的國際語），在非猶太復國主義的左派采用這種語言之前，它幾乎不具有意識形態上的重要性。而大多數說它的猶太人，也不在乎許多官員（包括奧匈帝國的官員）甚至拒絕接受它是一種獨立的語言。上百萬人選擇成為美國的一分子，美國顯然沒有單一的民族基礎，而他們之所以學英語是為了必需或方便。他們努力地使用這種語言，並不是為了任何與民族靈魂或民族延續有關的基本原理。語言的民族主義，是書寫和閱讀的人所創造的，不是說話的人所創造的。而那些可從中發現其民族基本性格為何的“民族語言”，往往是人為的。因為，它們必須由地方性或區域性方言——由無文字的實際口語所組成——的拼圖玩具中，將這些方言加以匯編、標準化、一元化和現代化，以供當代人和文學之用。古老民族國家或知識文化的主要書寫語言，很久以前便經歷過這個編纂和更正的階段：德文和俄文在18世紀，法文和英文在17世紀，意大利文和卡斯蒂利亞（Castile，西班牙中部以及北部地區）文甚至更早。對大多數語言群體較小的語言來說，19世紀是“大師”輩出的時期，這些大師確立了其語言的詞匯和正確用法。對若幹語言——比如加泰羅尼亞語（Catalan）、巴斯克語和波羅的海語等——來說，大師的時代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

書寫語言與領土和制度具有密切但非必然的關系。以“民族意識形態和綱領的標準模式”自命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領土性的，因為它的基本模範是法國大革命的領土國家，或至少接近於可對其清楚劃定的疆界和居民進行全盤政治控制的國家。在此，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又是個極端例子，因為它顯然是一個假借的計劃，在幾千年來賦予猶太民族“永久性、凝聚力和不可毀滅之標志”的實際傳統中，並沒有先例，與它也缺乏有機的關聯。這項運動是要求猶太人去取得一片當時已被另一個民族占領的領土（對赫茨爾來說，這片領土甚至和猶太人不必有任何歷史關聯），以及說他們已有幾千年不說的語言。

這種民族與特定地域的認同，在大規模遷徙的世界（甚至在非遷徙性的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造成了許多問題，以至另一種民族的定義也被發明出來，尤其是在奧匈帝國和散居的猶太人中間。在這種定義中，民族不被視為“一群居民所附著的一塊特殊土地”所固有的，而被視為“自以為屬於一個民族的一群男男女女”所固有的，不論他們碰巧住在哪兒都一樣。這些男男女女皆享有“文化自治權”。支持“民族”地理論和人文論的人，便這樣被鎖定在激烈的爭執之中，特別是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裏面，以及猶太復國主義者和親納粹派之間。這兩種理論都不十分令人滿意，不過人文論比較無害。無論如何，它不曾讓它的支持者先創造一片領域，而後再將它的居民塞進正確的民族形狀中去；或者，套用1918年後新獨立的波蘭領袖畢蘇斯基（Pilsudski）的話：“國家造就民族，而非民族造就國家。”[6]

根據社會學理論，非領土派幾乎無疑是對的。“非領土”指的並非男男女女（除了少數幾個遊牧或散居的民族）不牢牢地附著於他們稱為“家園”的那塊土地，尤其當我們想到：在歷史上的大半時間內，絕大部分的人都屬於植根最深的人——靠農業為生的人。但是，那塊“家鄉領域”並不等於現代國家的領域，正好像現代英文“fatherland”（祖國）一詞中的“father”（父），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父親。那時的“鄉土”（homeland）是彼此具有真正的社會關系的人類的真實群落所在地，而非在成千萬人口（今日甚至成億人口）當中創造“某種聯結”的虛構社會。詞匯本身便可證明這點。西班牙文中的“patria”（家園、祖國），一直到19世紀後期才與西班牙具有同樣大小的範圍。18世紀時，它還只是指一個人出生的地方或市鎮。[7] 意大利文中的“paese”（鄉或國）和西班牙文中的“pueblo”（民），也仍然可以意指一個村落或國家的領域或居民。［德國電視連續劇《家園》（Heimat）的力量，正是在於劇中人物對“小祖國”亨斯魯克山（Hunsrück Mountain）的經驗與其對大祖國德國的經驗的結合。］民族主義和國家接掌了親屬、鄰居和家園，其所造成的區域和人口規模使它們成為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