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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許多其他民族不拒絕接受官方語言和意識形態的地方，為什麽有些民族拒絕接受呢？畢竟，對於小農來說（而且對於其子女來說更甚），成為一個法國人有相當多的好處。事實上，任何人除他們自己的方言或土語以外能學會另一種主要的文化和升遷用語，都可帶來不少好處。1910年時，移民到美國的德國人（1900年以後他們來到美國時口袋中平均有41美元），[9] 有70%已成為會說英文的美國公民，雖然他們顯然不想停止說德語，也不曾放棄德國式的感情。[10] （平心而論，很少有幾個州真的嘗試幹涉少數語言和文化的私生活領域，只要它不向官定“國家民族”的公開優勢挑戰即可。）除了宗教、詩歌、社群或家庭感情以外，非官方語言很可能無法與官方語言競爭。雖然今日我們可能難以相信，但是在那個進步的世紀，的確曾有一些具有強烈民族情感的威爾士人，承認他們古老的凱爾特語地位較低下，甚至有些人想要為它實行安樂死。（這個名詞是1847年在國會討論威爾士教育的委員會上，一個作證的威爾士人說的。）當時有許多人不僅選擇由一個地區遷徙到另一個地區，也選擇由一個階級轉換到另一個階級，而這樣的遷移很可能意味著國籍的改變，至少是語言的改變。中歐充斥著擁有斯拉夫姓氏的日耳曼民族主義者，也充斥著其姓名乃照德文字面翻譯或修改斯洛伐克姓名而成的馬紮爾人。在這個自由主義的充滿流動性的時代，美國和英語並非唯一發出公開邀請的國家和語言。而樂於接受這種邀請的人很多，尤其是當他們事實上不需要因此而否認其淵源時。在19世紀大半時期，“同化”（assimilation）絕不是一個壞字眼，它是許多人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尤其是那些想要加入中產階級的人。

某些民族中的某些人之所以拒絕“同化”，一個明顯的原因是他們沒有被允許成為官方民族的完整成員。最極端的例子是歐洲殖民地的原住民精英，他們被施以其主子的語言文化教育，以便代表歐洲人管理殖民地居民，但是歐洲人顯然不以平等態度對待他們。在這一點上，遲早會爆發沖突，尤其是因為西方教育實際上提供了一種明確表達其要求的具體語言。1913年，一位印尼的知識分子用荷蘭文寫道：為什麽荷蘭人期望印尼人慶祝荷蘭人從拿破侖統治下解放的一百年紀念？如果他是一個荷蘭人，“我不會在一個其人民獨立被竊走的國家，張羅獨立慶典。”[11]

殖民地的民族是一種極端情形，因為從一開始起，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的種族優越感，任何程度的同化也不能將黑皮膚的人變成“真正的”英國人、比利時人或荷蘭人，即使他們和歐洲貴族一樣有許多財富、有高貴的血統和對運動的品位——許多在英國接受教育的印度土王便是如此。可是，即使是在白人的範圍內，表面與實際之間仍有顯著的矛盾：他們一方面對任何證明他有意願和能力加入“國家民族”之人提供無限制的同化機會，另一方面卻又拒絕接受某些群體。對於那些在當時根據仿佛高度合理的理由，假設同化的範圍可以並不遙遠的人來說，這種矛盾更是戲劇性，這些人就是西化的、有教養的中產階級猶太人。這也就是為什麽發生在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名法國籍猶太人參謀的受害事件），會不僅在猶太人中間，也在所有自由主義者之間，造成這麽不成比例的恐怖反應，並且直接導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興起。

1914年以前的半個世紀，是著名的仇外時代，因而也是民族主義者的反動時代。因為，即使不說全球性的殖民主義，這也是一個大規模流動和遷徙的時代，尤其是在大蕭條那幾十年，也是社會局勢緊張的時代。就拿一個例子來說：到了1914年時，大約有360萬人（幾乎是總人口的15%）已經永久離開了休戰時期的波蘭領土，其中還不包括每年50萬的季節性遷徙者。[12] 由此而產生的仇視外人心態，不是來自下層社會。它最始料未及的表示，那些反映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表示，是來自根基穩固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實際上永遠不大可能遇見紐約下東城的定居者，或住在薩克森收割工工棚裏的人。韋伯雖然具有不存偏見的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術眼光，可是他也逐漸對波蘭人產生了強烈敵意（他正確地指控德國地主大批進口波蘭人充當廉價勞工），並因此在19世紀90年代參加極端民族主義的泛日耳曼聯盟（Pan-German League）。[13] 美國對於“斯拉夫人、地中海民族和猶太人”的種族偏見，實見於當地的白人中間，尤其是信仰新教、以英語為母語的資產階級中上層人士。這些人，甚至在這一時期，已發明了他們的本土英雄神話：那些在廣漠西部行俠仗義的盎格魯——撒克遜牛仔（幸而未組成協會）——神話中的廣闊天地與大城市膨脹中的危險蟻丘，真有天壤之別！［三位代表這個神話的美國東北部精英，是歐文·威斯特（Owen Wister），他在1902年出版了《弗吉尼亞人》（The Virginian ）；畫家弗雷德裏克·雷明頓（Frederick Remington）和稍後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