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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多種語言的社會，接受以方言傳授的教育，並可因這種教育而得到職業升遷的人，或許仍會覺得自己的地位較卑下，或“因社會地位不佳而享受不到大多數人享有的權益”。雖然他們往往因為比只會說精英語言的勢利小人多懂一種語言，而在競爭次要的工作機會時占有優勢，可是，他們還是會認為在謀求最高層職位時他們居於不利地位，而他們這種感受似乎也無可非議。因而，當時有一種壓力，要求將方言教學由小學教育延伸到中學教育，最後延伸到完整教育系統的巔峰——方言大學。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可說威爾士和佛蘭德斯對於這樣一所大學的需求是高度政治性的。事實上，威爾士在1893年成立的國立大學，曾一度是威爾士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民族機構。那些母語不是官定方言的人，幾乎一定會被排除在文化和公私事務的較高範圍之外，除非他們會說高級的官定方言；文化和公私事務，一定是以這種方言進行的。總而言之，新的中下階級乃至中產階級仍接受斯洛文尼亞語或弗拉芒語教育這一事實，凸顯了主要獎賞和最高地位仍屬於說法語或德語者的現象，雖然這些人不屑去學習次要語言。

可是，要克服這個固有障礙，卻需要更多的政治壓力。事實上，所需要的是政治權力。說白一點兒，就是必須強迫人們使用方言達到某些目的，雖然他們通常寧可使用另一種語言來達到這些目的。匈牙利堅持在教學上要用馬紮爾語，雖然每一個受過教育的匈牙利人，過去和現在都非常明白，在匈牙利社會中，除了最官僚性的任務以外，至少懂得一種國際通用語言，是必備的技能。強制性或形同強制的政府壓力，是將馬紮爾語變成書面語言的必要條件。馬紮爾語在變成書面語言之後，便可在其境內為所有的現代目的效勞，即使在其本土之外沒有任何人看得懂。只有政治力量——歸根結底也就是政府的力量——可望達到這樣的目的。民族主義者，尤其是那些其生計和事業前途與其語言有關的人，不大可能會問是否還有其他方法可使其語言發展更為興盛。

就這方面說，語言民族主義對於分離是具有內在偏見的。相反，對於獨立國家的領土要求，又似乎越來越和語言分不開，以至我們看到官方對蓋爾語的支持在19世紀90年代介入了愛爾蘭民族主義，雖然（或者實際上因為）絕大多數的愛爾蘭人顯然非常習慣使用英語。而猶太復國主義則復活了希伯來語作為日常用語，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猶太人語言可以使他們建設一個領土國家。我們可以對這種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制定語言的努力做一些有趣的反思，因為有些將失敗（如使愛爾蘭人重新改說蓋爾語）或半失敗［如編制更挪威式的挪威語（Nynorsk）］，而另一些將成功。然而，在1914年前，它們通常缺乏必要的政府力量。1916年時，實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來語的人不超過1.6萬人。

但是，民族主義也以另一種方式和中間階層緊密聯系，這種方式也促使它和中間階層的人士轉向政治上的右派。仇視外人一事對於商人、獨立工匠和某些受到工業經濟進步威脅的農民，很容易產生吸引力，尤其（再重復講一次）在財政緊迫的不景氣時期。外國人逐漸變成資本主義的象征，而資本主義正是瓦解古老傳統的力量。因此，自19世紀80年代起流行全西歐的政治反猶太主義，和猶太人的實際數目並沒有什麽關聯。在4 000萬人口中只有6萬猶太人的法國，它的效力最強大；在6 500萬人口中有50萬猶太人的德國，它的效力也不弱；在猶太人占人口15%的維也納亦然。（猶太人占布達佩斯人口的1/4，可是反猶太主義在布達佩斯卻不構成政治因素。）這種反猶太運動所針對的是銀行家、企業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資本主義荼毒者，“美好時代”典型資本家的卡通造型，不只是一個戴高頂絲質禮帽和抽雪茄煙的胖男人，而且還有個猶太鼻子，因為在猶太人所主導的企業領域中，他們不僅與小商人競爭，同時也扮演給予或拒絕給予農民和小工匠信貸的角色。

因而，德國社會主義領袖倍倍爾覺得反猶太主義是“白癡的社會主義”。可是，當19世紀末政治反猶太主義興起時，最吸引我們注意的不是“猶太人等於資本家”這個公式（在東歐和中歐許多地方，這個等式並非不成立），而是它和右翼民族主義的結合。這種結合不僅是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該運動有系統地對抗其支持者的潛在或公開的仇外心態，以致對外國人和猶太人的深刻厭惡，在這個群體中往往顯得較從前更為可恥。它標示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許多大國中的明顯右傾，尤其是在19世紀90年代。比方說，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德國民族主義的古老群眾組織（許多體操協會），由承繼1848年革命的自由主義作風，轉為具有侵略性、軍國主義和反猶太姿態。此時，愛國精神的旗幟已成為政治右派的所有物，左派不容易掌握它們，雖然在有的地方愛國精神和法國的三色旗一樣，認同於革命和人民奮鬥的目標。於是，左派人士認為炫耀國名和國旗，可能會有被極右派汙染的危險。一直到希特勒上台，法國左翼才重新充分運用激進派的愛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