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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配稱為激進左派的叛徒、草根工會好鬥者、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分子，他們所排斥的，是大規模的無產階級政黨。他們認為這些政黨無疑是修正主義派，並因為從事某些政治活動而日趨官僚化。不論當時盛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學說（如歐洲大陸通常的情形），還是英國的費邊社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反對它們的議論大致相同。相反，激進左派喜歡采用可繞過政治這個危險泥沼的直接行動，特別是能造成類似革命效果的總罷工。1914年前10年間所盛行的“革命工團主義”（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結合了這種全力以赴的社會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會的尚武政策，這一結合多多少少與無政府主義思想有關。在這個運動不斷成長並趨向激進化的第二階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為少數幾百個或幾千個無產階級工會激進分子和少數知識分子的主要意識形態。在這一階段中，勞工的不安狀態相當普遍而且具有國際性，同時社會主義政黨對於它們究竟能做些什麽和應該做些什麽，也有點兒舉棋不定。

1905—1914年間，西方典型的革命分子很可能就是某種工團主義者。矛盾的是，他們拒絕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政黨的意識形態，因為政黨會以此作為不發動革命的借口。這對馬克思的亡靈是有點兒不公平，因為打著他旗號的西方無產階級各政黨，其最顯著的特色便是馬克思對它們只有十分有限的影響。其領袖和好戰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激進左派如出一轍。他們同樣相信理性可對抗無知和迷信（也就是教權主義），進步將戰勝黑暗的過去，也相信科學、教育、民主，以及三位一體的自由、平等、博愛。即使是在三個公民裏面就有一個投票給社會民主黨（1891年正式宣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德國，1905年前，《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每版只發行2 000—3 000冊，而工人圖書館中最受人歡迎的思想著作，是從其書名便可知其內容的《達爾文或摩西》（Darwin versus Moses ）。[26] 實際上，德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很少。德國最著名的“理論家”，是由奧匈帝國或俄國進口的，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Hilferding），後者如帕爾烏斯（Parvus）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因為由維也納和布拉格向東走，四處可見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而在這些地區，馬克思主義仍保存了其未曾淡化的革命沖力，以及其和革命的明顯關聯——因為在這些地區，革命的希望是立即而真實的。

而事實上，這裏便是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模式的關鍵所在，也是1914年以前15年間歷史上許多其他模式的關鍵所在。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在雙元革命的國家，事實上，也出現在西歐和中歐的許多地方，在這些地方，每一個具有政治頭腦的人都會回顧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場革命——法國大革命，而任何出生於滑鐵盧（Waterloo）之役那一年的人，很可能在60年的一生當中，直接或間接經歷過至少兩次甚或三次革命。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自以為是這一傳統的正統延續。在他們慶祝新的五一勞動節以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慶祝的是三月節，也就是1848年維也納革命受難者的紀念日。但是，社會革命當時正迅速從其最初籌劃的地帶撤退。而在某些方面，大規模、有組織，尤其是有紀律的階級政黨的出現，反倒加速了社會革命的退卻。有組織的群眾集會、經過仔細計劃的群眾示威遊行，取代了叛亂和騷動，而非為叛亂和騷動鋪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先進國家中，“紅色”政黨的突然出現，對於其統治者而言，的確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但是，它們之中沒幾個真的希望在自己的首都搭建斷頭台。它們可以承認這類政黨是其體系中的激烈反對團體，不過，這個體系提供了改進和修好的余地。盡管惑人的言辭皆指向相反方向，但當時的確沒有，或尚未有，或不再會有血流成河的社會。

促使新政黨（至少在理論上）致力於徹底的社會革命，以及促使一般工人群眾將自己托付給這些政黨的原因，確實不是資本主義不能帶給他們某些改進。就大多數希望改進的工人看來，其原因是所有具有重大意義的改善，都必須通過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行動和組織方可達成。事實上，在某些方面，選擇集體改進一途的決定，使他們無法做其他選擇。在意大利的某些區域，貧苦無地的農業勞工選擇了組織工會和合作社，並因此放棄了大規模向外移民一途。工人階級的一致性和休戚之情越強，則固守於工會和合作社之中的社會壓力便越大。不過，這樣的壓力並不妨礙——尤其是就礦工這樣的群體而言——他們立志要讓他們的孩子接受教育，好讓他們將來可以脫離礦坑。在工人階級好鬥者的社會主義信念背後，以及他們的群眾支持背後，主要是強加於新勞動階級的被隔離世界。如果他們還有希望——他們那些組織起來的成員的確是驕傲而且滿懷希望的，那是因為他們對這個運動抱有希望。如果“美國夢”是個人主義的，那麽歐洲工人的夢便是集體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