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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借助於組織所采納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將其新福音帶給人民大眾，在此以前，除了壓榨他們和命令他們安靜、服從以外，幾乎所有的機構都忽略了這些民眾，甚至小學也不例外，它們只負責教誨公民盡他們應盡的宗教責任。各種有組織的教會，除了少數屬於平民的教派外，皆遲遲不肯進入無產階級領域，不肯接觸那些與古老鄉村和城市教區如此不同的人群。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工人是默默無聞和為人所遺忘的一群。中產階級社會調查家和觀察家的許多作品，都可以證明他們是多麽默默無聞，而看過畫家梵高（Van Gogh，曾進入比利時煤田傳播福音）書信的人，也可以了解他們是多麽為人所遺忘。社會主義者往往是最先去關照他們的人。在情況適合的地方，他們最會讓形形色色的工人群體（從技術工人或好戰先鋒，到所有的戶外工作者或礦工）深刻感受到一種獨立的身份——“無產階級”的身份。1886年前，列日（Liège）周圍山谷中的比利時農場雇工（傳統上以制造槍支維生），從沒有發起過任何政治活動。他們過著收入微薄的生活，只有養鴿子、釣魚和鬥雞才能使男人的生活略有變化。但是自從“工人黨”（Workers Party）來到他們中間那刻起，他們便全體入黨。從此以後，維斯德谷地（Val de Vesdre）80%—90%的居民都投票給社會主義政黨，甚至當地天主教的最後防線也遭到破壞。列日附近的居民發現他們自己和根特（Ghent）的織工有同樣的身份和信仰（他們甚至連根特人的語言——弗拉芒語——也不懂），因此也和任何具有單一且普遍的工人階級理想的人，分享了同樣的身份和信仰。煽動者和宣傳家將所有貧窮工人團結一致的信息，帶到其國家最偏遠的角落。他們同時也帶來了組織。沒有這種有組織的集體行動，工人便不能以一個階級的形式存在。而通過組織，他們得到一群發言人，這些發言人可以清晰地表達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男男女女原本無法自行表達。這些人也擁有或發現了可以表達他們所感覺到的真理的言辭。沒有這種有組織的集體主義，他們只是貧窮的勞動者。因為，簡潔陳述前工業世界勞動貧民人生哲學的古代智慧大全，如格言、諺語和詩歌，現在已不夠用了。他們是新的社會實體，需要新的反映。這種認知開始於他們從新發言人口中聽到下列信息的那一刻：你們是一個階級，你們必須表現出你們是一個階級。因而，在極端的情形下，新政黨只需宣布他們的名稱——“工人的政黨”——就足夠了。除了這個新運動的激進分子外，沒有人將這種階級意識的信息帶給工人。這項信息將那些預備超越彼此間的差異，進而承認這一偉大真理的所有人團結在一起。

大家都準備承認這項真理，因為，將工人或準工人與其他人（包括社會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開來的鴻溝正在加寬。因為，工人階級的世界越來越孤立；尤其因為，勞資雙方的沖突是一個越來越具有主導性的實際存在。在事實上被工業也為工業所創造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譬如：波鴻（Bochum，1842年有4 200名居民，1907年有12萬居民，其中78%為工人，0—3%為資本主義者）和密德堡（1841年有6 000名居民，1911年有5萬—10萬居民）。這些主要於19世紀下半葉迅速成長的礦業和重工業中心，比起稍早作為典型工業中心的紡織業市鎮，其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難見到不在某方面支配他們的非受薪階級人士（業主、經理、官員、教師、教士），除了小工匠、小店主和酒吧老板——這些人供應窮人有限的需要，他們依靠他們的顧客維生，因而也適應了無產階級環境。（在許多國家，酒店經常是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支部的聚會場所，而酒店老板也經常是社會主義好戰者。）波鴻的消費品生產者，除了一般的面包師、屠夫和釀酒商外，還有幾百個縫紉女工和48個女帽商。但是，它只有11個洗衣婦、幾個制帽者、8個皮貨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半個制作手套（中上階層典型身份象征）的人。[15]

可是，即使是在擁有各式各樣的服務業和多元性社會的大城市，除了在公園、火車站和娛樂場所這些中性地帶以外，機能性分工加上這個時期的市鎮計劃和房地產發展，也日益將階級與階級隔離開來。舊日的“大眾化區域”隨著這種新的社會隔離而式微。在裏昂，絲織工暴動的古老根據地“紅十字區”（La Croix-Rousse），在1913年被形容為“小雇員”區，“蜂聚的工人已離開高原以及通往高原的斜坡”。[16] 工人由這個古老的城市搬到羅訥河（Rhȏne）對岸和他們的工廠宿舍。被逐出城中區之後，新工人階級住處的陰沉單調，籠罩了柏林的威丁（Wedding）和新克爾恩（Neuköllun）區，維也納的法渥瑞騰（Favoriten）和奧塔克林（Ottakring）區，倫敦的波普拉（Poplar）和西漢姆（West Ham）區。這些地方和迅速成長中的中產和中低階級的住宅區和郊區恰成對比。如果說傳統手工藝廣為大家討論的危機，像在德國一樣，將工匠中的某些群體逼成反資本主義和反無產階級的激進右派，那麽它也可以像在法國的情形，加強反資本主義的極端激進主義或贊成共和的激進主義。對其職工和學徒而言，這些危機一定會讓他們認識到他們只不過是無產階級。再者，承受強烈壓力的原始農舍工業，不是往往也像早期與工廠制度共生的手搖紡織機織工一樣，認同無產階級的處境嗎？在德國中部的丘陵地帶、波希米亞和其他地區的這種地方性社群，遂成為這個運動的天然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