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2/3頁）

所有工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社會秩序的不公平，但是他們據以判斷的關鍵卻是他們與雇主的關系。新社會主義勞工運動與工作場所的不滿情緒無法分開，不論這樣的情緒是否表達在罷工和較少見的有組織工會裏面。地方性社會主義政黨的興起，往往與當地主要工人的某一特殊群體有關，這些政黨導致或反映了他們的動員。在法國的羅阿訥（Roanne），織工們形成了工人黨（Parti Ouvrier）的核心：1889—1891年間，當這個地區的紡織業組織起來以後，這些農村地區的政治立場立刻由“保守反動”轉為“社會主義”，而工業沖突也已進入政治組織和選舉活動中。可是，如19世紀中期英國勞工的例子所示，工人以雇主（資本家）階級為主要政敵的態度與他們進行罷工和組織的意願，並沒有必然聯系。事實上，傳統上的共同陣線使勞動生產者、工人、工匠、小店主和中產階級團結一致，對抗閑散和“特權”，而信仰進步的人（也是一個打破階級界限的聯盟）則對抗“保守反動”。可是，這個大致造成自由主義早期歷史和政治力量的聯盟（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六章）崩潰了，不僅是因為選擇式民主政治揭露了其各類成員的利害分歧（參見第四章），也因為越來越以規模和集中為象征的雇主階級［如前所見，“大”這個關鍵字眼出現得更頻繁了，例如英文的“大”企業（big business）、法文的“大”實業（grande industrie）、“大”雇主（grand patronat），以及德文的“大”實業（Grossindustrie）］，[17] 更明顯地踏入政、商、特勾結不分的三角地帶。它加入了英國愛德華時代煽動政治家所喜歡責罵的“財閥政治”，這種“財閥政治”在從不景氣走向經濟擴張的時代裏，越來越常借由新興大眾媒體自我炫耀。英國政府的首席勞工專家聲言：報紙和汽車（在歐洲是富人的專利）使貧富之間的強烈對比成為必然。[18]

但是，當針對“特權”的戰鬥與以往發生在工作場地及其周邊的戰鬥結合在一起時，由於第三產業的興起，體力勞動者與地位較高的階層的差距便越來越大。服務業在某些國家成長得迅速而驚人，創造了一個工作時不需把手弄臟的社會階層。從前的小資產階級，也就是小工匠和小店主，可以被視作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的過渡地帶或真空地帶。可是這些新興下中階級和上述的小資產階級不同，它們將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分隔開來，而他們好不到哪裏去的經濟收入（往往只比高工資工人多一點兒），促使他們更為強調自己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以及自己與地位較高人士的相同性——這些相同性是他們希望擁有或認為自己應該擁有的（參見第七章）。他們形成了孤懸在工人之上的一個階層。

如果說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助於形成一個涵括所有體力勞動者的階級意識，那麽第三項因素更從實際上給予加強，此即日益糾結的國家經濟和國家政府。國家政府不但形成了公民生活的結構，樹立了它的特性，也決定了工人奮鬥的具體條件和地理界限，而且它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幹預，對於工人階級的生存也越來越重要。經濟越來越趨向以一個整合的系統運作，或者更準確地說，在這個系統中，同業工會不再能以一個集合了許多地方單位的松散組織發揮作用，並把地方事務作為首要關懷。與之相反，它被迫采取全國性觀點，至少對它自己那一行是如此。在英國，有組織的全國性勞工沖突這種新現象最初在19世紀90年代出現，而全國性罷工的幽靈，也在20世紀最初10年由運輸和煤礦工人召喚到世人面前。與此相呼應的是，各種工業開始磋商全國性的集體協議，在1889年前，這種舉動幾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1910年，這種情形顯然已稀松平常。

工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工會）越來越傾向於將工人組成綜合性團體，每個團體涵蓋一種全國性實業［“實業工會主義”（industrial unionism）］。這種傾向，反映了上述以經濟為一個整合體的事實。“實業工會主義”的靈感，源自他們認識到“實業”已不再是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的一個理論類別，而是正在變成全國性的行動或戰略概念，不論其地方性多麽強固，它都是工會戰鬥的經濟骨架。雖然英國的煤礦工人熱愛他們的煤礦區，甚至他們的礦坑自治權，但在意識到其本身問題和習慣的獨特之後，南威爾士和諾森伯蘭郡（Northumberland）、法夫郡（Fife）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卻在1888—1908年間，基於這個理由結合成全國性的組織。

至於政府，選舉的民主化加強了其統治者希望避免的階級團結。擴大公民權的抗爭對工人而言自然是帶有階級意味的，因為爭執的焦點（至少就男人來說）正是無產公民的選舉權。財產限制的標準不論多中庸，都會排除掉一大部分工人。相反，在尚沒有得到普選權的地方，至少在理論上，新社會主義運動必然會成為普選權的主要擁護者，並以發動示威和威脅全面罷工作為爭取手段。比利時在1893年便碰上了這種麻煩，此後又發生過兩次；1902年的瑞典和1905年的芬蘭也一樣。這個現象，證明並加強了他們動員新皈依社會主義的民眾的力量。甚至刻意反民主的選舉改革，也可增強全國性的階級意識，只要它們把工人階級的合格選舉人組成一個分離（和沒有充分代表權的）選舉區，例如1905年俄國的情形。由於無政府主義者將選舉活動視為脫離革命軌道的發展，因此社會主義政黨的全力加入使他們大為驚恐。這些選舉活動只會賦予工人階級一個單一的全國一致性，不論這個階級在其他方面如何分裂，其結果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