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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是政府統一了這個階級，因為任何社會群體都必須越來越采取對全國性政府施加壓力的辦法，來達成其政治目的——它們或是贊成或是反對全國性法律的制定或推行。沒有任何其他階級比無產階級更需要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上采取積極行動，以補償孤立無援的集體行動的不足，而全國無產階級的人數越多，政治人物對這個龐大的危險的選民團體的要求便越（被迫要）敏感。19世紀80年代，英國維多利亞中期的舊式工會和新興勞工運動之所以分裂，其關鍵問題便在於勞工要求經由法律來規定每天工作8小時，而非經由集體磋商來確立這個工作時數。這意味著：制定一條普遍適用於所有工人的法律，也就是全國性的法律。充分意識到這項要求之重大意義的第二國際，甚至認為應制定一條這樣的國際性法律。這項國際性口號的確自1890年起造成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遊行，該運動的確是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最深刻也最感人的展現。（1917年時，終於獲得自由而能慶祝這個節日的俄國工人，甚至放棄他們自己的歷法，以便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士同一天遊行。）[19] ［眾所周知，1917年時，俄國的愷撒歷比我們的格列高利歷（Gregorian Calendar）晚13天，因此才有“十月革命”發生在11月7日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矛盾現象。］可是，促使工人階級團結在每個國家之內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的希望和主張，只有少數高尚的鬥士和行動家對此持有不同看法。如大多數國家的工人階級在1914年8月所表現的那樣，除了短暫的革命時刻以外，其階級意識的有效框架仍舊是國家以及政治意義上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