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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工人階級政黨（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種社會基本變革，因而自稱為“社會主義者”,或被人認定將往這個方向發展，如英國的工黨。在1914年以前，它們認為在勞工階級自組政府並（也許）著手進行這項偉大的轉型之前，最好盡量少和統治階級的政治活動有所牽連，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產階級政黨與政府引誘並與之妥協的勞工領袖，除非他們閉口不語，否則一定會受到咒罵。麥克唐納（J. R. MacDonald）在與自由黨員進行選舉安排時，便不敢大肆宣揚，這項安排首次讓英國工黨在1906年的國會當中擁有一定的代表權。（我們不難了解，這些政黨對地方政府的態度要正面得多。）許多這類政黨之所以舉起馬克思紅旗，或許是因為馬克思較任何左翼理論家更能向它們說明三件似乎聽起來同樣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制度下，沒有可預見的改革可以改變工人階級被壓榨的情形；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他曾詳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會而代之以較好的新社會一事，不太能確定，而由階級政黨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將是這個光榮未來的創造者和繼承人。因而，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類似於宗教的保證——科學顯示出他們的最後勝利是歷史的必然。在這些方面，馬克思主義非常有效，以至連馬克思的反對者，也大致采納了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

因此，這些政黨的演說家和理論家以及他們的敵人，一致假定他們需要一場社會革命，或他們的行動具有社會革命的含義。但是，“社會革命”這個詞的確切意義，指的不過是當社會由資本主義轉成社會主義，當一個以私有財產和企業為基礎的社會轉變成一個以公有生產和分配為基礎的社會，[23] 必定會為他們的生活帶來革命。不過，他們對於未來社會的確切性質和內容面貌的討論，卻出奇得少。它們給人的印象一片模糊，只是籠統地保證現在的不良情形將會有所改善。在這個時期，勞動階級政治辯論的所有議題，都集中在革命性質這個焦點上。

即使當時有許多領袖和好戰者太忙於眼前的各種奮鬥，以致對於較遙遠的未來沒有什麽興趣，但是這個時期所爭論的問題，卻不是全盤改造社會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較像是那種希望借由突然、狂暴的權力易手而達成社會基本改變的革命，而這種想法可從馬克思和巴枯寧（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傳統。或者，在比較一般性的千禧年信仰的意義上，它較像是一場偉大的改變，這場改變的歷史必然性，應該比它在工業世界實際顯現的更為迫近，而事實上，也的確較它在不景氣的19世紀80年代或希望初現的19世紀90年代更為迫近。然而，即使是老練的恩格斯，這個曾回顧每隔20年便會豎起防禦工事的革命時代的人，這個曾經真正持槍參加過革命戰役的老前輩，也警告說：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復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紀90年代中期起，資本主義行將崩潰的想法似乎已無法取信於人。那麽，數以百萬計的在紅旗下動員起來的勞動階級，他們將做些什麽？

在運動的右翼，有些人提議集中精力追求改進和改革——這些是勞動階級可以從政府和雇主那裏爭取到的——而較遠的將來則聽其自然。總之，反叛和暴動並不在他們的計劃表上。不過，即使如此，仍然沒有幾個19世紀60年代以後出世的勞工領袖曾放棄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他曾魯莽地指出：馬克思的理論應該按照流行的資本主義加以修正（修正主義），而社會主義所假設的目標，要比在追求它時一路上所可能贏得的改革更為次要。他受到勞工政治家的嚴詞譴責，但這些政治家對於實際推翻資本主義，有時顯得極沒興趣。如某位曾對20世紀最初10年德國社會主義會議進行觀察的人士所雲：勞動階級的好戰分子對於推翻資本主義一事，不過是三心二意。[24] 新社會的理想，不過是賜予工人階級希望的口惠罷了。

那麽，在這個舊制度看上去絕不會很快崩解的時代，新社會如何能產生？考茨基有點兒困窘地將偉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形容成一個“雖然以革命為號召，卻不制造革命的政黨”。[25] 這句話言簡意賅地說明了問題所在。然而（如社會民主黨那樣），只在理論上維持對社會革命的起碼承諾，例行公事般地在選舉中檢測這個運動日漸增長的力量，並且依靠歷史發展的客觀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這樣做便夠了嗎？如果這指的是勞工運動可借此自我調節，以便在它無力推翻的制度體系內運作，那麽答案是：不夠。如許多激進或好戰人士所感受到的，這個號稱不妥協的陣線卻以可悲的組織紀律為借口，隱藏了妥協、消極，它拒絕命令動員起來的勞工大軍采取行動，並壓制群眾的自發性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