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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國家中，縱然有民族和信仰上的分野，社會主義政黨顯然是在逐漸動員其大部分的勞動階級，可是，除了英國以外，無產階級並不是（社會主義者滿懷自信地說“還不是”）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一旦社會主義政黨取得了群眾基礎，不再只是宣傳家和煽動者的學派、精英幹部的組織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據地，它們顯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階級身上。19世紀90年代中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進行有關“農業問題”的密集辯論，正可反映這種現象。雖然“農民”注定會消失（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因為20世紀後半期的事實便是如此），但是在眼前，社會主義可以或應該為那些靠農業維生的人做些什麽？這些人占德國人口的36%、法國人口的43%（1900年）。而它又能為當時還是以農立國的那些國家做些什麽？社會主義政黨的訴求對象必須從單一的勞動階級向外擴大，這種需求可從各個角度加以說明和辯護：由簡單的選舉人或革命考慮，一直到一般性的理論基礎。（“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但它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政黨，其目標在於將所有的社會團體由現在的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到更高的形式”。）[27] 這是一種不可否認的需要，因為無產階級幾乎在任何地方都會被其他各階級的聯合力量以投票的方式制服、孤立，甚至壓抑。

但是，社會主義政黨認同於無產階級這件事，使它比較不容易對其他社會階層產生吸引力。這種認同使得政治實用主義者、改革家、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裹足不前，這些人寧可將社會主義從一個階級政黨擴大到一個“人民政黨”。它甚至也妨礙了負責執行的政治家，這些政治家雖然願意將主義交給分類為“理論家”的少數同志，但他們也認識到：唯有把工人當作工人，他們才能賦予政黨真正的力量。再者，替無產階級量體裁衣的政治要求和標語——如每天工作8小時和社會化——也無法使其他社會階層感興趣，甚至會因為其中含有剝奪他們權利的威脅而使他們采取敵對立場。社會主義者很少能夠沖破龐大而孤立的工人階級宇宙；在這個宇宙中，他們的好鬥者和他們的群眾，往往都會感到相當舒適。

可是，這些政黨有時還不只對勞動階級具有吸引力，甚至那些“最堅持與單一階級認同”的群眾政黨，也公開從其他社會階層中獲得支持力量。比方說，在有些國家，其社會主義雖然在意識形態上與農村世界不和，卻攻占了一大片鄉村地區，而且得到的不只是可以歸類為“農村無產階級分子”的支持。這個情形見諸法國南部、意大利中部和美國的許多地區。在美國，社會主義政黨最穩固的根據地，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克拉荷馬州（Oklahoma）信仰《聖經》的貧窮白人農民當中。在該州的23個最富鄉村氣息的郡裏面，1912年社會主義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得了25%以上的選票。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意大利社會主義政黨的小工匠和小商人，其數目與他們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相衡量顯然過多。

無疑，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在擁有古老強大的（世俗）左翼政治傳統（例如共和、民主和激進等）的地方，社會主義似乎是這項傳統的自然延伸。在左翼顯然是一支龐大力量的法國，那些鄉間草根知識分子和共和價值觀念的鬥士——小學教員——頗為社會主義所吸引。而第三共和國的主要政治集團，也在尊重其選區理想的動機下，於1901年將自己命名為共和激進和激進社會主義黨（Republican Radical and Radical Socialist Party，它顯然既非激進，也非社會主義）。可是，社會主義政黨之所以能從這樣的傳統當中汲取力量，如前所述，只是因為即使它們認為這些傳統已不夠用，它們也贊成這些傳統。因而，在那些選舉權受到限制的國家，它們對於民主投票權的強力抗爭，便得到其他信仰民主主義者的支持。由於它們是最不具有特權的階級政黨，自然會被視為對抗不平等和“特權”的主要旗手，自美國和法國掀起革命的那刻起，這項抗爭對於政治激進主義便極其重要。而在當時更是如此，因為它從前的許多旗手，如自由派中產階級，如今已躋身特權行列。

社會主義政黨因其作為絕對反對富人的政黨的身份而受惠更多，它們所代表的階級，無一例外全是窮人，雖然照當時的標準來說不一定是非常窮困。它們以不絕的熱情公開譴責剝削、財富和財富的日漸集中。於是，窮困者和被剝削者，即便不是無產階級，也可能會覺得這個政黨跟他們意氣相投。

第三，社會主義政黨幾乎在定義上便是獻身於19世紀那個關鍵性概念——“進步”的政黨。它們（尤其是馬克思派）堅信歷史必然會朝向更好的未來邁進，這個未來的確切內容可能並不清楚，但是一定可以看到理性和教育、科學和技術的加速勝利。當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想象他們的烏托邦時，他們腦中浮現的是電氣和垃圾自動處理機。“進步”，如果只作為希望的同義詞，是那些財產很少或沒有財產的人所渴望的，而資產階級世界和貴族文化近來對“進步”的質疑（見下），更加深了“進步”與平民和激進政治的聯系。社會主義者無疑已從“進步”的聲譽中受惠，從所有信仰進步的人，尤其是那些在自由主義和啟蒙運動傳統中成長的人中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