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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最奇異的一點是：作為局外人和永遠的反對黨（至少到革命時為止），給了他們一個有利條件。由於他們是局外人，他們顯然由少數分子那兒吸引到比統計數字多得多的支持。這些少數分子的社會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是特殊的，例如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猶太人（即使他們是舒適的資產階級也不例外），以及法國的新教徒。由於它們永遠是反對黨，未受統治階級的汙染，它們可以在多民族的帝國中吸引受壓迫的民族，這些民族可能是基於這個緣故才集合在紅旗之下。如我們在下章中將看到的，沙皇俄國的情形顯然如此，而其最戲劇化的例子是芬蘭人。正是這個原因，使芬蘭的社會主義黨在法律許可它接受選票時，便立刻獲得37%的選票。1916年，它獲得的選票更增加到47%，成為該國事實上的全國性政黨。

因此，名義上是無產階級的各政黨，其所獲得的支持在相當程度上可超越無產階級。在出現這種事實的地方，一旦情況合適，便可輕易地將這些政黨轉化為執政黨。事實上，1918年後也的確如此。然而，要加入“資產階級”的政府體系，則意味著必須放棄革命分子，甚至激進反對分子的身份，然而在1914年前，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也確實得不到公眾支持。第一位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社會主義者是米勒蘭（Alexandre Millerand，1899年），米勒蘭後來成為法國總統。雖然他當初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借口，是想在緊迫的反動威脅之下團結維護共和，但他還是被鄭重地逐出這個全國性和國際性的運動。在1914年前，沒有一個嚴肅的社會主義政治家會愚蠢到犯他那樣的錯誤。（事實上，在法國，社會黨一直到1936年才加入政府。）在大戰之前，從表面上看，這些政黨始終是純粹而不妥協的。

然而，我們必須問最後一個問題：史學家能單就他們的階級組織（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組織），或是單就勞動階級聚居區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所表現的一般階級意識，來撰寫工人階級的歷史嗎？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他們必須自覺是這個階級的一分子，並以這個階級的模式行動。這種意識可以延伸到很遠的地方，進入完全始料未及的區域。譬如說，在加利西亞失落的一隅，極度虔誠的猶太哈錫德教派（Chassidic）織工，曾在當地猶太社會主義者的協助之下進行罷工。可是，許多窮人，尤其是最窮苦的人，並不認為他們是無產階級，其行為也不像無產階級。他們自認為屬於注定貧窮的一群，是被遺棄者、不幸者或邊緣人。如果他們是來自鄉間或外國的移民，他們或許會聚居在可能與勞動階級貧民窟重疊的區域，但他們聚居的區域更容易為街道、市場，以及被合法或非法的無數小巷弄所主宰。在這樣的區域中，貧苦的家庭苟延殘喘，他們中只有某些人真正從事賺取工資的工作。對他們而言，重要的不是工會或階級政黨，而是鄰居、家庭、可以給他們好處或提供工作的保護人、寧願推卸責任也不施壓的政府官員、教士，以及同鄉——任何一個可以使他們在陌生的新環境中把日子過下去的人、事、物。如果他們屬於古老的內城庶民，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下層世界的贊賞，並不會使他們更為無產階級化或更具政治性。阿瑟·莫裏森（Arthur Morrison）所著的《雅各的一個孩子》（A Child of the Jago ，1896年）的世界，或阿裏斯泰德·布魯昂（Aristide Bruant）的歌曲《巴黎拜爾維區和米尼蒙當區》（Belleville- Ménilmontant ）的世界，除了都對富人懷有憤恨感之外，均不是階級意識的世界。英國雜耍歌曲中的世界［如格斯·艾倫（Gus Elen）所唱：攀上梯子拿個望遠鏡／我們可以看見苦役者沼澤（Hackney Marshes）／如果中間沒有隔著這些房子］，那個諷刺、嫌惡、冷淡、懷疑、聽天由命和不關心政治的世界，更接近於自覺的工人階級世界，不過它的主題，例如嶽母、妻子和無錢付房租，卻屬於任何在19世紀都市中備受壓迫的群體。

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世界。事實上，矛盾的是，它們之所以未被遺忘，是因為它們比標準無產階級那種可敬、單調而且特別狹隘的世界，更能吸引當時的政治家。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拿它和無產階級的世界進行對比。貧窮老百姓的文化，乃至傳統的被遺棄者的世界，已逐漸變成無產階級意識的一部分，一個它們共同的部分。它們彼此承認，而在階級意識及其運動的強勢地區（例如柏林和海港漢堡），前工業時代的貧窮世界也能與它取得一致，甚至鴇母、竊賊和買賣贓物者也會向它致敬。雖然無政府主義者不這麽想，但他們確實沒有任何特有的事物可以貢獻給它。他們確實缺乏積極分子的永久鬥志，更別說投入，然而，如任何積極分子都知道的，這也是任何地方的大部分普通勞動階級的共性。激進分子對於這類死氣沉沉的消極和懷疑態度，有說不完的抱怨。既然一個有意識的工人階級正在這個時期成形出現，前工業時代的平民遂被吸引進它的勢力範圍。如果他們沒有被吸引進它的勢力範圍，那麽他們便會被歷史所遺漏，因為他們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是真正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