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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這些理論並不特別有趣，對於本書的脈絡而言，也不太相關。我們只需注意一點，那就是有關帝國主義的討論，非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與馬克思派的分析家相反，而這種情形遂使這個議題變得更加混亂。非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否認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的帝國主義，與一般資本主義或與19世紀晚期出現的資本主義特殊階段有任何必然關系。他們否認帝國主義有任何重要的經濟根源，否認它在經濟上有利於宗主國，他們也不承認落後地區的開發利用對資本主義有任何必要意義，而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經濟也不見得有任何負面影響。他們強調帝國主義並未引起帝國強權之間不可收拾的敵對競爭，而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也沒有確切關系。他們排斥經濟上的解釋，而致力於心理、意識形態、文化和政治解釋。不過，他們通常會刻意回避國內政治的危險領域，因為馬克思主義分析家往往強調帝國主義的政策和宣傳對宗主國統治階級的好處，即它可抵消大眾勞工運動對勞動階級日漸增強的吸引力。這些反擊，有的強勁而且有效，不過若幹論點卻彼此互不相容。事實上，許多反帝國主義的開創性論述都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反帝國主義論述的缺點在於：它並沒有真正解釋經濟、政治、國家與國際事務上的種種發展在時間上的巧合，這種巧合對1900年左右的人們而言實在極其明顯，以致他們想要找出一個通盤解釋。它也無法解釋為何當時人會認為“帝國主義”既是新事物又是歷史上的中心發展。簡言之，這類文獻大半不過是在否認當時十足明顯、現在也十足明顯的事實。

把列寧主義和反列寧主義放在一邊，歷史學家所要重建的第一件明顯事實，也是19世紀90年代沒有人會否認的事實，即瓜分世界有其經濟上的重要性。證明這一點並不等於解釋了這一時期帝國主義的所有關系。經濟發展並不是某種啞劇表演，而歷史的其他部分也不是它的傀儡。就這一點而論，即使是全神貫注於如何從南非金礦和鉆石礦中牟利的商人，也絕不能被視作一架賺錢機器，他對於那些顯然與帝國擴張有關的政治、情感、意識形態、愛國情操乃至種族訴求，不可能完全無動於衷。不過，如果我們可以確定這段時期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的經濟發展趨勢與其向偏遠地區的擴張具有某種經濟上的關聯，那麽再將全部的解釋重心放在與此無關的帝國主義動機上，便顯得不太合理。即使是那些似乎和征服非西方世界具有關聯的動機，如敵對列強的戰略考慮，在分析的時候也必須記住它們在經濟上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天，中東的政治雖然絕不能以簡單的經濟理由予以說明，但如果不將石油考慮在內，也無法得到確切的討論。

於是，19世紀最主要的事實之一便是單一全球經濟的創建，這個經濟一步步進入世界最偏遠的角落。借著貿易、交通，以及貨物、資金和人口的流動，這個日趨緊密的網絡逐漸將已開發國家聯系在一起，也將它們與未開發國家結成一體（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三章）。要不是這樣，歐洲國家沒有理由對剛果盆地（Congo basin）這類地方的事務感興趣，或為某個太平洋上的環礁進行外交談判。這種經濟全球化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不過它在19世紀中期以相當大的幅度加速進行。1875—1914年間，它仍然繼續增長，雖然在速度上相對來說較不驚人，但就分量和數量而言卻大了許多。1848—1875年間，歐洲的出口量增長了四倍以上，但1875—1915年間卻只增加了一倍。1840—1870年間，世界的商船噸位僅由1 000萬噸上升到1 600萬噸，但隨後的40年間卻翻了一番，同時全世界鐵路網已由1870年的20萬公裏，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00萬公裏以上。

這個日漸緊密的交通網，甚至將落後和先前的偏遠地區引入了世界經濟，並在富有、進步的古老中心地區，創造出對這些遼遠地區的新興趣。事實上，一旦人們進入這些地區之後，許多這樣的區域乍看之下簡直就是“已開發”世界的延伸。歐洲人已在此殖民開發，滅絕或趕走了原住民，創建出了城市，而無疑也將適時創造出工業文明：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以西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阿爾及利亞以及南美洲的南端。總之，上述地區雖然遙遠，但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卻與那些因為氣候關系而使白人殖民者不感興趣的地區不同，引用一位當時的傑出帝國行政官員的話，“小量的歐洲人還是可以來此，以他的資金、精力和知識，發展出最可獲利的商業，並且取得其先進文明所需的產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