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但是，關於西方（以及1890年後的日本）沖擊對世界其他部分的影響，以及有關帝國主義的“帝國”方面對宗主國的重要性，我們仍有許多問題需要澄清。

第一類問題比第二類容易解答。帝國主義對經濟的影響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還是它們造成的深刻不平等，因為母國與屬國間的關系是高度不對稱的。前者對後者的影響是戲劇化也是決定性的，而後者對前者的影響卻可能微不足道，無關宏旨。古巴的興亡要視糖價和美國是否願意進口古巴的糖而定，可是，即使是非常小型的“已開發”國家——比如說瑞典——也不會因為古巴所生產的糖突然全部從市場上消失，而感到嚴重不便，因為它們不會只依賴這個地區作為其食糖供應地。對於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區而言，其所有的進口貨幾乎都來自一小撮西方宗主國，而其所有的出口也幾乎都是運往這些國家，但是，宗主國與非洲、亞洲和大洋洲的貿易，雖然在1870—1914年間稍有增加，都仍不過是聊備一格。在整個19世紀，大約80%的歐洲貿易，包括進口和出口，都是在“已開發”國家之間進行的，歐洲的國外投資亦然。[15] 就流向海外的貨物和投資而論，它們大多進入一小撮以歐裔殖民者為主並且迅速成長的經濟中——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阿根廷等，當然，還有美國。在這一點上，從尼加拉瓜和馬來亞所看到的帝國主義時代，和從德國或法國所看到的帝國主義時代是很不一樣的。

在幾個宗主國之中，帝國主義顯然對英國最重要。因為英國的經濟霸權，向來是以它和海外市場以及農產品來源的特殊關系為關鍵。事實上，我們可以說：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的制造品，除了在1850—1870年間的興盛歲月以外，從未在正值工業化的經濟市場上特別具有競爭力。因此，盡可能保持它對非歐洲世界的出入特權，對英國的經濟而言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16] 19世紀晚期，它在這個方面表現得相當成功，眨眼之間便將正式或實際上屬於英國君主的面積擴大到地表的1/4（英國制的地圖驕傲地將這1/4染成紅色）。如果我們把實際上屬於英國衛星經濟、由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非正式帝國”也算在內，那麽地球上大概有1/3的地區在經濟上是英國式的，在文化上亦然。因為英國甚至將它奇怪的郵筒形狀外銷到葡萄牙，也把類似哈羅德百貨公司（Harrods Department Store）這樣的典型的英國機構外銷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但是，到了1914年，這個間接受其影響的區域，有許多已逐漸受到其他強國的滲透，尤以拉丁美洲為最。

然而，除了那個最大、最豐富的礦脈——南非的鉆石和黃金——以外，這種成功的防衛性作業和“新”帝國主義的擴張並沒有多大關系。南非的礦脈立時造就了一群大半是德裔的百萬富翁——文赫家族（Wernhers）、貝茲家族（Beits）、艾克斯泰因家族（Ecksteins）等。他們大多數也立即被納入英國上流社會——只要其第一代肯花大把銀子誇耀自己，這個上流社會對暴發的接受度是無與倫比的。它也引起了一場規模最大的殖民地沖突，也就是1899—1902年的南非戰爭（South African War），這場戰爭壓制了當地兩個小共和國的抵抗，這兩個小共和國是由務農的白人殖民者所建立的。

英國在海外的成功，大半是由於對其已有屬國和領地更有系統的開發利用，或是借助它特殊的經濟地位——在像南美洲這樣的地區，英國是當地出口貨的主要進口國，也是主要投資國。除了印度、埃及和南非以外，英國的經濟活動大多是在實質上獨立的國家，如白人的自治領，或像美國和拉丁美洲這樣的地區進行。在這些地方，英國的政治行動不曾也不能進行。因為，當（大蕭條以後所建立的）外國債券持有人聯合公司（Corporation of Foreign Bandholders）面對著名的拉丁美洲暫停償債或以貶值的通貨償債而叫苦連天之時，英國政府無法有效支持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資人，因為它愛莫能助。在這方面，大蕭條是一場決定性的考驗，因為它引起了一場重大的國際債務危機，也使宗主國的銀行陷入嚴重災難。1890年的“巴林危機”（Baring crisis），起因便是巴林銀行太過無節制地卷入拖欠債務的阿根廷財政旋渦。而英國政府所能做的，只是設法讓這個大商號不致破產。如果政府準備以外交勢力支持投資人（1905年後越來越如此），那麽它想要對抗的乃是受到其本國政府支持的他國企業，而非依賴於它的世界的政府。［當時確有幾樁炮艇經濟事件，例如委內瑞拉、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情形，但是它們對這種普遍現象的改變程度有限。有的地方團體和政府支持英國的經濟利益，有的則持敵視態度。當然，如果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做一個選擇，英國政府和資本家不會不支持有助於英國利益的一方：在1879—1882年間的“太平洋戰爭”中，他們便支持智利對抗秘魯，而1891年時，他們卻支持智利總統巴爾馬塞達（Balmaceda）的敵人。事實上，英國支持的主角是硝酸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