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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就是這種緊密的全球交通網絡，這種可以輕易踏上外國土地的情形，直接或間接地加強了西方世界和異國世界的沖突和交融。真正認識到這兩點並加以思考的人並不多，雖然在帝國主義時期確有增加，因為有些作家刻意使自己成為這兩個世界的中間人，他們包括以航海為業的知識分子［比如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和最偉大的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士兵和行政官員［比如東方通路易·馬西農（Louis Massignon）］，或殖民地的新聞從業者［比如魯德亞德·吉蔔林（Rudyard Kipling）］。不過，異國事物已日漸成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在卡爾·梅（Karl May，1842—1912）那些深受歡迎的青少年小說中，想象中的德國主角漫遊於美國的蠻荒西部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東方世界，有時也溜進黑色非洲和拉丁美洲；驚險小說的惡棍中，已出現了不可思議但權力無邊的東方人，如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小說中的傅滿洲博士（Dr. Fu Manchu）；英國男孩所讀的廉價雜志故事中，也塑造了一個富有的印度人，他操著大家想象中的那種奇怪的半吊子英語。它甚至已成為日常經驗當中一個偶然但可預料到的部分：野牛比爾（Buffalo Bill）的“蠻荒西部”（Wild West）表演，以其充滿異國情調的牛仔和印第安人，於1887年後征服了歐洲，而在越來越考究的“殖民地村落”或偉大的萬國博覽會中，也可看到這類展覽。不論其原意為何，這些奇異世界的剪影都不是紀錄片式的，而是意識形態的，一般而言都加強了“文明人”對“原始人”的優越感。它們之所以充滿帝國主義的偏頗，乃是由於——如康拉德的小說所示——異國世界與人們日常生活的聯結，主要是通過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正式或非正式滲透。從實際的帝國經驗當中借來的日常用語，多半都用在負面事物上。意大利工人把破壞罷工者稱為“crumiri”（北非某個部落語）；意大利政客將南方的投票部隊喚作“ascari”（殖民地原住民軍隊）；“caciques”原本是西班牙南美帝國的印第安酋長，在歐洲則成了政治頭子的同義詞；“caids”（北非原住民酋長）指的是法國的幫派頭目。

但是，這類異國經驗也有比較正面的地方。部分好思考的行政官員和士兵（商人對這類事情沒什麽興趣），開始認真探究他們自己的社會與他們所統治的社會之間的差異。他們也對此進行了許多傑出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在印度帝國），並改變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這項成就大半是殖民地統治，或有助於殖民地統治的副產品，而且大半無疑是基於對西方知識優越於一切的堅定感和自信感。宗教這個領域或許是一個例外，對於公平的觀察者而言，美以美教派是否比佛教高明，他們並不十分肯定。帝國主義也使西方人對來自東方（或自稱來自東方）的精神事物興趣大增，有時還進而信仰。[20] 盡管後殖民理論對這種認知多有批評，我們仍不應將西方學術中的這一支簡單貶為對非歐洲文化的傲慢毀謗。至少，它們當中最好的那部分是相當看重非歐洲文化的，認為它們應予以尊敬，並從中獲取教益。在藝術領域，尤其是在視覺藝術領域，西方先鋒派對非西方文化是一視同仁的。事實上，在這一時期，他們大致是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啟發。這種情形不僅見於代表精粹文明的異國藝術（如日本藝術，日本藝術對法國畫家的影響非常明顯），也見於那些被視為“原始的”異國藝術，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藝術。無疑，它們的“原始風味”是它們的主要吸引力，但我們無法否認，20世紀早期的前衛人士教會了歐洲人把這樣的作品視為藝術品（往往是偉大的藝術品），教導他們只看其藝術本身，而不論其出處為何。

帝國主義的最後一方面也必須一提，亦即：它對宗主國統治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帝國主義使這兩個階級的勝利變得更戲劇化，好像沒有什麽事是它們辦不到的。一小撮主要位於西北歐的國家，主宰了全球。使拉丁民族以及斯拉夫民族憤憤不平的是：有些帝國主義者甚至喜歡強調條頓（Teuton）民族以及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特殊征伐功績。這兩個民族之間雖然不乏敵對競爭，然而據說卻是具有親密關系的，這一點可從希特勒對英國的不情願的敬意中得到證明。這些國家的少數上層和中產階級——官員、行政人員、商人、工程師——有效地行使著支配權。1890年前後，6 000多一點兒的英國官員，在7萬多一點兒的歐洲士兵協助下，統治了幾乎3億印度人。歐洲士兵和為數多得多的原住民軍隊一樣，只是聽取命令的傭兵，而且是不成比例地由較古老的本土殖民地軍隊——愛爾蘭人——中抽調組成的。這是一個極端的情形，但絕非不普遍。絕對的優越性莫此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