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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各國平均關稅：1914年[8]

*1890年49.5%，1894年39.9%，1897年57%，1909年38%。

雖然英國偶爾也會受到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強大挑戰，可是在所有主要的工業國中，它卻是唯一牢牢堅持無限制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這其中的道理很明顯，更何況英國沒有眾多農民，因而也不必擔心貿易保護主義者的選票問題。英國絕對是工業產品的最大輸出國，而且在本書所述階段越來越以出口為導向，尤其是在19世紀70年代和19世紀80年代。在這方面，它超過了它的主要競爭對手，只略遜於某些小型的進步經濟國，例如比利時、瑞士、丹麥以及荷蘭。英國可以說是資金、“隱形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以及運輸服務的最大出口國。事實上，在外國競爭已侵略到英國的工業之際，倫敦市和英國運輸業卻在世界經濟當中扮演著更為核心的角色。反過來說，雖然大家常常忘記這一點，但英國早已遙遙領先其他國家成為世界農產品出口的最大市場，而且主宰了，甚至可以說構成了某些出口品的世界市場。以蔗糖、茶葉和小麥為例，19世紀80年代，英國大約購買了全部國際貿易量的半數。1881年時，英國幾乎購買了世界外銷肉品的半數，以及較任何其他國家更多的羊毛和棉花（歐洲進口量的55%）。[9] 事實上，由於在蕭條期間英國已聽任其國內的農業生產縮減，因此它的進口傾向更為顯著。到了1905—1909年間，約有56%的谷物以及76%的乳酪和68%的雞蛋是來自國外。[10]

因而，自由貿易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允許海外的農產品生產者以其產品交換英國的制造品，從而加強了英國和落後世界的共生；英國的經濟力量基本上是建立在這個落後世界之上。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農牧人、澳大利亞的羊毛生產者和丹麥的農民，對於鼓勵其國內制造業都不感興趣，因為作為英國這個經濟太陽系中的行星，日子可以過得很不錯。然而，英國的犧牲卻也不小。如前所述，自由貿易意味著當英國的農業站不住腳時，它便會任其倒下去。英國是唯一一個甚至連保守黨政治家也隨時願意拋棄農業的國家，雖然這個政黨在很久以前也主張保護貿易。沒人會否認這樣的犧牲比較容易，因為那些非常有錢並在政治上仍有強大力量的地主，如今從都市地產和投資有價證券當中獲得的收入，幾乎和農田租金不相上下。可是，自由貿易會不會如保護主義者所害怕的那樣，也意味著隨時可以犧牲英國的工業？由20世紀80年代英國所采取的非工業化政策看來，100年前的這種恐懼似乎不是不切實際的，畢竟資本主義所要生產的不是任何特殊產品，而是金錢。雖然這個時候已可明顯看出：在英國政壇上，倫敦市的意見要比外郡工業家的意見占更大的分量，可是一時之間，倫敦市的利益似乎不會和大部分工業區的利益相沖突。於是，英國仍舊支持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只有在無限制移民一事上例外，因為英國是最早通過反對（猶太）外國人大批湧入的歧視性立法的國家之一（1905年）］，這樣一來，遂給了采取保護主義的國家控制其國內市場和擁有充分外銷拓展空間的雙重自由。

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從來就不曾停止爭論這場國際保護主義復興所造成的影響，或者易言之，停止爭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這種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在19世紀這100年中，世界經濟核心部分的基本單位越來越傾向於由“國家經濟”所構成，亦即英、德、美等國的經濟。雖然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巨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年）用了這麽一個實用主義的書名，然而在純粹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中，“國家”這個單位是沒有地位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單位是無法再縮減的企業原子，是受到將贏利盡量擴大或將虧損盡量縮小的規則所驅使的個人或“廠商”（有關廠商的討論不多）。他們所能運作的“市場”是以全球為範圍的。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正如革命的無政府主義一樣，它並不賦予政府任何地位。更準確地說，政府作為一項經濟因素，其存在只會幹預“市場”的自主和自發運作。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看法是有一點兒道理的。一方面，它似乎合理地假定（尤其是在19世紀中期的經濟自由化之後，參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促使這樣一個經濟運作和增長的，是其基本單位所做的經濟決定。另一方面，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全球性的，而且也只能是全球性的。在19世紀，這種趨勢日漸明顯，因為它的運作範圍已延伸到越來越遙遠的地方，並且對所有地區都造成越來越深刻的改變。更有甚者，這樣的經濟不承認邊界的存在，因為在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幹預生產因素自由活動的地方，它的效果最好。因而，資本主義不僅在實際上是國際性的，在理論上也是國際性的。其理論上的理想境界，是以國際分工來保障經濟的最大增長。它的評估標準是全球性的：在挪威嘗試種植香蕉是不合理的，因為在洪都拉斯（Honduras）生產香蕉的成本低得多。它對於地方性或區域性的反對之聲根本置之不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不得不接受其假設所可能引出的最極端，甚至最荒謬的後果，只要這項假設可以說明它將帶來最好的全球性效果。如果資本主義可以證明全世界的工業生產都應集中在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正如其80%的手表生產當時是集中在瑞士的一個小地區一樣）[11] ，或者可以證明全法國人都應遷移到西伯利亞（正如數量龐大的挪威人當時的確因移民而遷移到美國一樣），那麽它沒有任何理由應反對這樣的發展。（1820—1975年間，有85.5萬左右的挪威人移民美國，這個數目幾乎是1820年的挪威人口總數。[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