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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經濟而言，英國在19世紀中期壟斷了全球工業的情形有什麽不對呢？或者，在1841—1911年間幾乎失去其一半人口的愛爾蘭，這樣的人口發展又有什麽不對呢？自由經濟理論所承認的唯一均衡，是全世界性的均衡。

但是，實際上，這個模式是不夠的。逐漸形成中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既是一群固體集團的結合，也是一個易變的流體。不論構成這些集團的“國家經濟”（也就是以國家邊界所界定的經濟）起源是什麽，也不論以它們為基礎的經濟理論（主要是德國理論家的理論）具有怎樣的缺陷，國家經濟之所以存在，乃是由於民族國家的存在。如果比利時仍然是（和1815年前一樣）法國的一部分或統一的尼德蘭的一個區域（如它在1815—1830年間那樣），那麽恐怕沒有人會把比利時視為歐洲大陸最早的工業經濟體。然而，一旦比利時是一個國家，那麽它的經濟政策和其居民經濟活動的政治重要性，都會因這個事實而形成。誠然，從以前到現在都不乏像國際金融這類基本上是國際性，而且因此避免了國家制約的經濟活動。可是，即使是這種超國家的企業，也都非常留意該如何把自己附屬於一個重要的國家經濟當中。因此我們可以看到，1860年後，（大半為德國人所有的）商業銀行家家族往往都將其總行由巴黎遷到倫敦。而大銀行家族中最具國際性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s），其各分行的營業好壞完全取決於它們是否位於主要國家的首都當中：倫敦、巴黎和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一直強勁有力，而那不勒斯（Naples）和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則不然（法蘭克福分行拒絕遷往柏林）。在德國統一之後，法蘭克福已不再具有以往的重要性了。

自然，這些論述主要是適用於世界的“已開發”部分，也就是適用於可以在競爭對手面前保護其工業經濟的國家，而非地球的其余地方；對世界其余部分的經濟體而言，不管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它們都得依賴“已開發”的核心地帶。這些地區或許是別無選擇，因為殖民強權已決定它們的經濟未來，帝國經濟已將它們轉化為香蕉或咖啡共和國。要不就是它們往往對其他的發展選擇不感興趣，因為作為由母國所構成的世界經濟的農產品專業生產者，也自有好處。在世界的邊緣地帶，“國家經濟”如果曾經存在的話，其功能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已開發”世界不只是許多“國家經濟”的總和。工業化和不景氣已把它們轉化成一群敵對的經濟體，其中一個經濟體的獲益似乎就會威脅到其他各經濟體的地位。不僅是商號之間彼此競爭，國家之間也互較高下。因此當新聞界揭露了外國的經濟侵略之後，例如威廉斯（E. E. Williams）的《德國制造》（Made in Germany ，1896年）或弗雷德·麥肯齊（Fred Mackenzie）的《美國侵略者》（American Invaders ，1902年），[13] 英國的讀者便有芒刺在背的不安感。相比之下，他們的父輩當年在面對外國技術已超越他們的（正確）警告時，是多麽鎮靜。保護主義已表現出國際經濟競爭的形勢。

但是，它的結果是什麽？我們可以確切地說：保護主義是要將每一個民族國家用一組政治防禦工事環繞起來，以抵禦外國入侵，而過分普遍的保護主義，對於世界經濟的增長是有妨礙的。這一點即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裏得到充分證明。然而，在1880—1914年間，保護主義既不普遍，而且除了偶爾的例外，也不具阻礙性；再者，如前所述，它只限於商品貿易，而未影響到勞力和國際金融交易的流動。就整體而言，農業保護主義在法國奏效，在意大利失敗（意大利的回應是農民大量遷移），在德國則庇護了大農戶。[14] 而工業保護主義則拓寬了世界工業的基礎，因為它鼓勵各國工業以其國內市場為目標，而這也帶動了各國工業的迅速增長。根據統計數字，在1880—1914年間，生產和商業的全球性增長無疑比在實行自由貿易的那幾十年高出許多。[15] 1914年時，在都市化或“已開發”的世界中，工業生產的分配情形已比40年前更均勻。1870年時，4個主要工業國囊括了全球制造業生產額的近80%，然而到了1913年，它們卻只生產了全球制造業生產額的72%，不過這個生產額是1870年的5倍。[16] 保護主義對這種平均化究竟有多大影響尚待商榷，然而，它不會造成發展的嚴重停滯卻似乎是相當清楚的。

可是，如果說保護主義是發愁的生產業者對這場不景氣本能的政治反應，它卻不是資本主義對其困難最重要的經濟回應。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回應乃是經濟集中和經營合理化，套用美國的術語來說，便是“托拉斯”（trust）和“科學管理”——此時，美式術語已開始決定全球風尚。托拉斯和科學管理的目的都在於增加利潤，在競爭和物價下跌的沖擊下，當時的利潤已飽受壓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