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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世紀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全球經濟管弦樂隊所演奏的是繁榮的大調，而不再是此前的不景氣小調。建立在商機蓬勃基礎上的富足繁榮，構成了今日歐洲大陸還稱之為“美好時代”的背景。這種從愁雲慘霧突然轉成幸福安樂的變化，實在太過戲劇性，以致平庸的經濟學家得要尋找某種特別的外在力量去解釋它，比如說他們在南非克朗代克地區（Klondike，1898年，最後一處西方淘金熱所在地）或其他地區所發現的大量黃金當中，找到了一個機械之神。整體說來，比起某些20世紀晚期的政府，經濟史學家通常對於這種基本上屬於貨幣理論的課題並不太感興趣。然而，情況好轉的速度實在太過驚人，以致一位慧眼獨具的改革者格爾方德，以帕爾烏斯（Parvus）這個筆名寫文章指出：這種好轉表示一個嶄新而漫長的資本主義急速進展時期即將開始。事實上，“大蕭條”和隨之而來的長期繁榮之間的對比，已為有關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長周期理論提供了第一個臆測根據，後人已將該理論與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聯系在一起。當時大家都以為：那些曾對資本主義未來，甚至對其即將崩潰做出悲觀預測的人，顯然是錯了。馬克思主義者則開始熱烈地討論這項突變對於他們的未來運動有何影響，以及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否需要“修正”。

經濟史學家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個時期的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勢力的重新分配，亦即英國的相對衰落和美國尤其是德國的相對，甚至絕對進展；另一個問題是長期和短期的波動，換句話說也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的“長周期”理論，這個波動的下跌與上揚，將本書所論時期整齊地劃分為兩半。

在原則上，人口由4 500萬上升到6 500萬的德國，以及人口由5 000萬上升到9 200萬的美國，理應趕上領土較小而且人口較少的英國，我們自然無須為此大驚小怪。然而，即使如此，德國工業出口的增長速度仍然十分驚人。在1913年前的30年間，它們的數量由不及英國工業出口總數的一半，增加到比英國的出口數量更大。除了在可以稱為“半工業化國家”（其實也就是大英帝國真正或實質上的“自治領地”，包含其經濟屬地拉丁美洲）的地方以外，德國制造品的出口量都較英國多。它們在工業世界的出口量超出英國1/3，甚至在未開發世界也比英國高出10%。同樣不足為奇的是，英國再也無法維持它在1860年左右的“世界工廠”地位。因為即使是20世紀50年代處於世界霸權巔峰的美國（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1860年的英國大了三倍），其鋼鐵生產也無法達到世界產量的53%，紡織品產量也未能企及世界產量的49%。再一次，我們無法確切解釋為什麽（甚至是不是）當時的英國經濟增長會步向減緩和衰落，雖然學者們的相關討論異常多。不過，這裏的重點並不在於誰在這個成長中的世界經濟裏面進步得較多、較快，而是其整體性的全球成長。

至於康德拉季耶夫的循環理論——稱它為嚴格的“周期”乃是以假設為論據的狡辯——的確提出了有關資本主義時代經濟增長的性質問題，或者，如某些學者所主張的，關於任何世界經濟增長的問題。不幸的是：直到目前，尚沒有任何關於經濟自信和經濟不安這種奇異輪換（它們共同形成了大約半個世紀的“周期”）的理論，能廣為大家接受。其中堪稱最有名且最好的理論是熊彼特（Josef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熊氏將每一次的“下降趨勢”和一組經濟“創新”的利潤潛力耗竭緊緊聯系在一起，再將新的上揚與新的一組創新緊緊聯系在一起；這些創新主要（但不僅是）是技術性的，其潛力都有耗竭的一天。因而，作為經濟增長中“領先部分”的新工業（例如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棉紡業和19世紀40年代之後的鐵路），如同過去一樣，會成為將世界經濟由它暫時陷入的困境中拉出來的機器。這個理論似乎相當可信，因為自18世紀80年代起，每一個長期的上揚階段確實都與新的而且越來越在技術上富有革命性的工業有關：這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那個25年的繁榮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段時期可以說是這類全球性經濟繁榮時期中最不尋常的。對19世紀90年代後期的高潮而言，其問題在於：這一時期的創新工業——廣泛地說，包括化學和電氣工業，以及與即將和蒸汽機展開激烈競爭的新能源有關的工業——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可以支配世界經濟活動。簡而言之，由於我們無法充分解釋這些問題，所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論並不能幫我們多少忙。它頂多是讓我們可以宣稱：本書所論時期涵蓋了一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這件事本身也不足為奇，因為一個整體性的全球經濟現代史，很容易落入這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