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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也就是社會主義者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即第二國際）成立的那一年，有一位著名的美國專家在對世界經濟做過通盤考察之後指出：自1873年起，世界經濟的特征便是空前的騷動和商業不景氣，他寫道：

它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響到牽涉戰爭的國家，也影響到維持住國內和平的國家；影響到擁有穩定通貨的國家，也影響到通貨不穩定的國家……影響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國家，也影響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國家。它在像英國和德國這樣的古老社會當中是令人嘆息的，在代表新社會的澳大利亞、南非和加利福尼亞也是如此。對於貧瘠的紐芬蘭和拉布拉多（Labrado）居民而言，它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對於陽光燦爛、蔗田肥沃的東、西印度群島居民而言，也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同時它也沒有使居於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業波動最劇烈和最不穩定的時刻，他們的獲利也最大。[4]

雖然有些日後的歷史學家認為難以理解，但這種通常以比較平淡無奇的方式所表示的看法，卻是許多當時觀察家們所共有的。因為構成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節奏的商業周期，雖然在1873年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確實造成了一些嚴重的不景氣，可是從未趨於停滯的世界生產，仍舊繼續戲劇性地向上攀登。在1870—1890年間，在五個主要產鐵國中，鐵的產量不止增加了一倍（由1 100萬噸增加到2 300萬噸），而現今已成為工業化指數的鋼產量，也增加了20倍（由50萬噸增加到1 100萬噸）。國際貿易持續大幅度增長，雖然其速度不似以前那樣快得令人暈眩。在這幾十年中，美國和德國的工業經濟大步前進，而工業革命也波及了像瑞典和俄國這樣的新國家。若幹新近整合到世界經濟中的海外國家，開始步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因而難免也導致與20世紀80年代十分相似的國際債務危機，特別是這兩個時期的債務國家也大致一樣。由於阿根廷鐵路系統在五年間增長了一倍，而阿根廷和巴西每年也吸引到20萬移民，因此在拉丁美洲的外國投資於19世紀80年代躥升到令人咋舌的大數目。我們可以把如此壯闊成長的生產時期稱為“大蕭條”嗎？

今日的歷史學家對於這一點可能會抱懷疑態度，但是當時的人卻不曾如此。這些聰明、靈通卻憂心忡忡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和美國人，難道都得了集體妄想症嗎？認為這是個“大蕭條”時期實在挺荒謬的，甚至某些具有先見之明的預測，即使在當時看來也有些言過其實。並不是所有深思熟慮的保守人士都和韋爾斯（Wells）持同樣看法，他說他已感覺到野蠻人正在整軍待發的威脅，這次他們將來自內部，而非如古代那樣從外入侵，他們想要攻擊當前的社會組織，甚至文明持續性本身。[5] 但是，還是有人認同韋爾斯的感受，遑論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者希望資本主義能在其不能克服的內部矛盾下崩潰。這個不景氣的時代似乎顯示出這些矛盾。如果當時的社會不存在這種普遍的經濟以及隨之而起的社會弊病，那麽19世紀80年代文學和哲學中的那種悲觀調子（參見第四章以及第十章），便無法完全解釋。

經濟學家和商人所擔憂的，是未來的經濟學宗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1888年提出的那種長期的“低物價、低利息和低利潤”。[6] 簡而言之，在19世紀70年代公認的劇烈崩潰之後（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當時的問題不是生產而是利潤。

農業是這次利潤下降最顯著的受害者，事實上，農業的某些部分已深陷在最不景氣的經濟地帶，而它所導致的不滿情緒更是造成了最直接和最深遠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在前幾十年間產量激增的農業產品（參見《資本的年代》第十章），如今已充斥整個世界市場，在高昂的運輸成本保護下，多數市場仍能抗禦大量外國農產品的競爭。農產品的價格在歐洲農業以及海外出口的經濟當中，都發生了戲劇性的暴跌。1894年時，小麥的價格只有1867年的1/3多一點兒，對於購買者而言，這當然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是對農民和農業雇工來說，卻是災難。當時，農民和農業雇工仍占工業國家男性工作人口的40%—50%（只有英國例外），在其他地方更可占到90%。有些地區，同時發生的天災，更使情況雪上加霜。譬如說，1872年開始的葡萄蟲傳染病，使法國水果酒的產量在1875—1889年間減少了2/3。對任何牽涉世界市場的國家中的農民而言，這不景氣的幾十年都不是好過的日子。農民的反應隨其國家財富和政治結構的不同而不同，從選民的騷動一直到反叛都有，當然還包括因饑荒而造成的死亡（比如1891—1892年俄國的情形）。19世紀90年代橫掃美國的平民黨（populism），其核心正是小麥產地堪薩斯州和內布拉斯加州。1879—1894年間，在愛爾蘭、西班牙、西西裏和羅馬尼亞，都曾發生多起農民叛亂，或被視為叛亂的騷動。在已經沒有農民階層而不需要為此發愁的國家，例如英國，自然可以任其農業萎縮：在這些地方，小麥耕地面積在1875—1895年間整整消失了2/3。有些國家，例如丹麥，積極推行農業現代化，並改而經營利潤較大的動物產品。還有一些政府，例如德國，尤其是法國和美國，則采用關稅制度來維持其農產品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