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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兩種最普遍的非官方反應卻是大量向外移民和成立合作社。無土地的人和擁有土地卻因捐稅過高等原因而窮困的農民，占了外移者的大半。而擁有生產潛力的農民，則占了參加合作社者的大半。19世紀80年代，老牌移民國家的海外移民比率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愛爾蘭“大饑荒”後10年間的特殊情形除外）。而意大利、西班牙和奧匈帝國真正的大量海外移民，也從這個時期開始，繼而跟進的是俄國和巴爾幹諸國。（1880年前，南歐唯一大量向外移民的國家是葡萄牙。）這是一個將社會壓力保持在反叛和革命之下的安全閥。至於合作社，則為小農提供了適度的貸款。到了1908年，德國超過半數的獨立農民，都隸屬於這樣的小銀行［19世紀70年代由天主教徒雷弗森（Raiffeisen）創辦］。同時，合作購買供應品、合作推銷和合作加工（其中重要的有乳制品加工以及丹麥的腌熏豬肉）的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在多國興起。1884年之後的10年間，當法國農民為了自身利益而牢牢抓住那條使工會合法化的法律時，為數40萬的農民幾乎都隸屬在2 000個這樣的工會裏面。[7] 到了1900年，美國約有1 600家合作社生產乳制品，大半分布在中西部。而新西蘭的乳酪農業，更是在農民合作社的控制之下。

商業也有自己的難處。在一個經過洗腦、認為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才是經濟災禍的時代，人們很難想象19世紀的商人竟然更擔心物價下跌。在這個就整體而言堪稱通貨緊縮的世紀中，再沒有比1873—1896年的情形更嚴重——在這段時期，英國物價下跌了40%。合理的通貨膨脹不但對債務人有利（每一個負擔長期貸款的屋主都明白），也促成了利潤率的自動提升，因為以較低成本所生產的貨物，當它們可以出售時，是以當時較高的物價水準售出。相反，通貨緊縮卻有損利潤率。如果市場能因此大幅度地擴展或許可抵消這一點，但是，事實上當時市場的成長並不夠快，一方面是因為新的工業技術使產量能夠而且也必須快速增加（如果工廠要賺錢的話）；一方面因為互相競爭的生產者和工業經濟的數目也在成長當中，因而大大提高了整個生產能力；同時也因為日用必需品的大眾市場尚在緩慢拓展。即使是對資本產業而言，日新月異的性能、更有效的產品利用以及需求的變化都可以造成很重大的後果：1871年5月—1894年8月間，鐵的價格足足下跌了50%。

更進一步的困難是：商業的生產成本在短時間內並沒有像物價那樣急速下跌。因為，除了少數例外，工資不可能按物價跌落的比例減低，而各個廠商也負擔了相當大而且已經過時或行將過時的廠房和設備，或者負擔了新的廠房和設備，在利潤偏低的情況下，這些新廠房和設備將無法如預期那樣快速賺回本錢。對世界某些地區而言，情形更為復雜，因為白銀的價格及其與黃金的兌換率都在逐漸下跌，並曾一度上下波動而且不可預測。在金價和銀價都穩定（如1872年以前的許多年間）的前提下，以貴金屬（世界貨幣的基礎）計算國際支付是相當簡便的方式（大約15個單位的白銀等於一個單位的黃金）。然而，當兌換率變得不穩定時，建立在不同貴金屬之上的通貨交易，便沒那麽簡單了。

是否有補救物價、利潤和利率偏低的方法？對許多人而言——如當時轟動一時但今天已為大家所遺忘的關於“復本位主義”的辯論所示——一種反轉的貨幣主義應該是解決辦法。這些人以為物價的下跌主要是由於全球性的黃金短缺，而（通過采取金本位的英鎊，也就是金鎊）黃金已成為當時世界支付體系的唯一基礎。由於白銀的產量已大量增加，尤以美洲為然，因此若同時采用以黃金和白銀為基礎的制度，便可因貨幣的膨脹而刺激物價高漲。那些受到強大壓力的美國大草原農民，以及經營落基山銀礦的業主，都對通貨膨脹抱有極大興趣。通貨膨脹此時成為美國民粹運動的主要政綱，而人類將被釘在黃金十字架上的預言，也給了偉大的民權擁護者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不少辯論靈感。而在布賴恩所喜愛的其他議題上，如應以字面解釋《聖經》的真理並必須禁止宣講達爾文學說等，他無疑都是輸家。世界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銀行業、大企業和政府，並無意放棄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對他們而言就像“創世記”對布賴恩一樣，都是必須遵奉的金科玉律。無論如何，當時只有不包括在核心國家之內的墨西哥、中國和印度等國家，主要是以白銀為基礎。

政府通常比較容易聽信利益團體和選民團體的話，這些人力促政府保護國內生產者對抗進口貨的競爭。他們之中，不但有龐大的農民集團，也包括重要的國內工業團體。工業家們設法憑借不許外國競爭對手進入的辦法，將“生產過剩”減少到最低限度。至少在商品貿易上，“大蕭條”結束了漫長的經濟自由主義時期（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二章）。（資金、財務交易和勞力的自由移動，甚至可能更為顯著。）保護性關稅由19世紀70年代晚期的德國和意大利（紡織業）首開其端，自此永遠成為國際經濟的一部分，並於19世紀90年代早期在法國的梅利納（Méline，1892年）以及美國的麥金萊（McKinley，1890年）懲罰性關稅中，達到最高峰（見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