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黃金年代（第3/16頁）

世界經濟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長著，進展之快，到60年代，已經形成前所未有的繁榮。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間，世界各地制造業的總產量一躍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業品的貿易額則增長了10倍有余。而同一期間，全球的農產品總產量雖不及工業產品增幅驚人，竟也大量增加。這一回，農產量的增長，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積取得，而是由於現有耕地生產力的提高。每單位公頃的谷物收獲量，在1950—1952年和1980—1982年兩個三年之間，增產達兩倍，而在北美、西歐，以及東亞三地，則更激增兩倍以上。同時，全球的漁業產量於再度萎縮之前，也躍增了三倍（World Resources，1986，pp.47，142）。

爆炸性增長的同時，卻造成一項為當時眾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卻早已隱含著危險之勢，即地球環境的汙染，以及生態平衡的破壞。除了熱心保護野生動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資源的保護者之外，這兩項問題於黃金年代極少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觀念作祟，認為衡量進步的尺度，在於人類對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強，進步越大。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深受這個觀念的影響，因此完全不顧生態後果，貿然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就時代而言已屬落後，以鐵與煤為主的重型工業。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舊有19世紀工業家所持的座右銘，所謂“哪兒有垃圾，哪兒就發財”之說（就是“汙染即金錢”），也依然有著強大的說服力。對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築路建屋的房地產界為主，再度在土地投機上發現了牟取暴利的機會。這條發財之路絕對不會出錯，只要挑對了一塊地，然後靜坐守株待兔，土地價格自然就會直線上升而達天價。只要地點好，地產投機商幾乎無須任何成本，即可搖身一變而成百萬富翁。因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來的建築物為抵押，向銀行貸款，只要土地的價格持續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戶或空房），還可以一路繼續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後，高築的債台及泡沫堆積的幻象終有破滅的一天，於是跟以往出現過的繁榮時期一樣，隨著房地產界連帶銀行的倒台崩潰，黃金年代畫上了句點。終點來臨之前，世界各地的許多都市，不論大小，都已因“開發殆盡”而告毀滅。舊有的中世紀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觀，例如英國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魯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馬（Lima），都是被這股開發狂潮毀滅。因為當時東西兩方當局都同時發現了一個解決房荒的妙法，就是將大量生產的工廠手段，應用於平民住宅的興建之上，不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於是各個都市的郊外，便充斥著這類面目呆板、缺乏變化、樣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樓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將在人類都市化的歷史上永遠留下最具毀滅性十年的臭名。

事實上回顧當時的心理，眾人不但對生態和環境毫無擔憂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種自我滿足的成就感。豈不見19世紀汙染的後果，如今已臣服於20世紀的科技進步及生態良心之下嗎？1953年起倫敦市內禁燃煤炭，區區一舉，豈不已將狄更斯小說中熟悉的霧都景象，那時不時席卷倫敦城的茫茫深霧，從此一掃而空？幾年之後，豈不見鱒魚又遊於一度曾在那裏絕跡的泰晤士河上遊？鄉野四郊，過去作為“工業”文明象征的一排排大量吞吐著濃煙的巨大工廠，如今豈不也為輕巧安靜的新型廠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飛機場取火車站而代之，成為人類運輸的典型建築。隨著鄉間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戶開始遷入，多數以中產階級為主。他們湧向棄置的村莊農場，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更接近於大自然。

盡管如此，人類活動對自然造成的沖擊極其深遠，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而且這方面的變化，並不只限於都市和工業；影響之深廣，眾人最後終於醒悟，即使農業活動也深受沖擊。而這股沖擊的影響，自20世紀中葉以來，越發顯得明顯。其中原因，主要是出於地層中石化能源的開發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紀開始，就有人為這些能源的開采耗盡而擔憂。事實上新能源卻不斷被發現，超過人類能夠利用它們的速度。當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劇增加，如1950—1973年間，美國一地的用量甚至迅猛增加了兩倍（Rostow，1978，p.256，Table III，p.58）。黃金年代之所以金光燦爛，其中一個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24年間，沙特阿拉伯所產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時間裏，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趨走低之勢。說來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終於決定提高油價，以反映汽車交通所能負荷的真正成本之後，以石油為主要燃料的運輸方式大量增長的後果，才開始受到生態觀察家們的認真注意及對待。但是為時已晚，汽車保有量多的大都會的天空已經灰蒙蒙一片，尤以美國的情況最為嚴重，首先最令人擔憂的現象，就是都市裏含混著黑煙的濃霧。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在1950—1973年之間足足增加2倍，這意味著這種氣體在大氣層中的密度以每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 Resources，TableⅡ.1，p.318；Ⅱ.4，p.319；V.Smil，1990，p.4，Fig.2）。至於破壞臭氧層（ozone）的化學物質氯氟烴（chlorofluorcarbons）的產量，更呈驚人的直線速度增加之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氯氟烴的使用幾乎等於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萬噸以上的單一化合物（one compound），以及40萬噸以上的他種化合物被排入大氣層（World Resources，TableⅡ.3，p.319）。制造這些汙染的罪魁禍首，首推西方各個富國，然而蘇聯也難推其責任。蘇聯的工業發展，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尤重，制造出來的二氧化碳汙染，與美國旗鼓相當，1985年幾乎達到1950年的5倍（就平均人口制造的汙染而論，美國自然遙遙領先）。這段時間當中，只有英國一國，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Smil，1990，Table I，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