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大災難的年代（第5/16頁）

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政治外交先賢——比如法國的塔裏蘭（Talleyrand），或德國的俾斯麥（Bismarck）——我們若能把其中任何一位請出地下，請他看一看這場大戰，老先生一定會奇怪，為什麽這些貌似聰明的政治人物，不能想個折中辦法解決一場戰禍，反而眼睜睜地讓1914年的美好世界毀於一旦呢？還有一件事也很奇怪。在過去，大多數“非革命性質”以及“非意識形態”之爭的戰爭，往往都不必打到這種玉石俱焚，非置對方於死地的地步。回看1914年，意識形態顯然和敵我陣營毫無關系。當然打起仗來，雙方都得動員輿論炒作，攻擊對方的不是，比如俄國對德國文化，英法民主政治對德國專制，等等。不過有關意識形態之爭，也就僅止於此。再進一步來看，俄國和奧地利在戰況緊急之時，也曾一再懇求友國考慮和談。而且，當時有此建議者不只俄奧兩國。那麽為什麽，列強最後還是堅持走上拒和之路，非要分個絕對勝負不可呢？

原因是這樣的。過去的戰爭目標不但有限而且特定。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一樣，它的野心沒有盡頭。帝國時代開始，政治和經濟活動成為一體。國際政治鬥法，完全以經濟增長和經濟競爭為出發點。但正因為如此，從此具體的邊界與盡頭都消失了。對美國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以及壟斷南非鉆石出產的英商戴比爾斯公司（De Beers Diamond Corporation）而言，世界的盡頭才是它們自然的邊界。或者換個方式來看，這些大公司大企業本身擴張能力的極限，才是它們自然的邊界（Hobsbawm，1987，p.318）。說得更具體一點，對英德這兩個主要競爭對手而言，天邊才是它們的界限。而德國一心想取代英國國際霸權和海洋王國的位置，如果德國的願望得逞，國勢日衰的英國的地位自然更趨低落。因此，這是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權爭奪戰。至於法國的賭注，雖然不在全球，卻同樣生死攸關：法國的人口、經濟，跟德國的差距越來越大，而且這種趨勢好像已經無法避免。法國能否繼續躋身諸強之列，也受到嚴重挑戰。在這種種情況之下，一時的和談妥協，也不過拖延時日而已。轉頭再看德國，它為什麽不肯等一等，讓自己日漸強大的國勢，加上各方面領先的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而然地建立自以為配得上的地位呢？何況這段時間又不會太久，德國遲早會達到這一步的。事實上，我們只要看看今日德國，雖然兩度淪為戰敗國，又沒有獨立的軍事力量，今天在歐洲的地位，卻遠比1945年前軍事強權的德國穩固多了。但德國之所以能有今天這個不容動搖的位置，主要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法兩國不管多麽不情願，也只有接受自己已成低一等國家的地位。同樣，今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經濟力量再大，也得體認一個事實：1945年以後，德國單獨稱霸的這個念頭，已是他生無望、此生休矣。但是回到20世紀初，皇權和帝國主義仍然甚囂塵上之際，德國當然想要獨霸全球（當時德國的口號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英法兩國也仍不失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老大，自然不容德國在旁邊變得強大。戰爭爆發，交戰雙方都迫不及待地宣稱，自己是為了這個或那個崇高的目標而戰。放在紙面上，誰都可以就這些不重要的事情讓步，可是歸根結底，此戰真正的重要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完全的勝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謂的“無條件投降”。

就是這樣一個損人不利己的可笑念頭，搞得交戰雙方兩敗俱傷。戰敗國因此走上革命之路，戰勝國也精疲力竭徹底破產。後來到了1940年，德國部隊雖然居於劣勢，卻輕而易舉拿下法國，法國人趕忙向希特勒俯首稱臣，原因就出在法國已經在1914—1918年間流夠了血了。1918年之後，英國也完全失去往日的氣勢。這一場超出它自己國力的戰爭，已經把英國經濟徹底摧毀。更糟糕的是，經由賠款方式與強制和平獲得的完全勝利，把重新恢復一個穩定、自由、小資產階級式的歐洲的最微小的機會都粉碎了，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很快便指出了這一點。如果德國的經濟力量不能匯入歐洲的整體經濟體系，也就是說，如果德國在歐洲經濟體系中所占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能為其他各國認識和接納，歐洲將永無寧日。不過對當年那些一心力戰德國，必欲除之而後快的人而言，這一點根本不在考慮之中。

幾個勝利的大國（美英法意）制定的和平條款，也就是通常眾人所稱的《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不過這個名稱並不盡然正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