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第二十一（第3/4頁）

王靜安遺體入斂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叩頭，且是三叩頭。陳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國學研究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先生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蔣夢麟小時曾作文讓日文教師中川指教，裏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種”的話。但他的日文老師筆下絕不留情，中川隨筆批道：“不對，不對，中日兩國並非同種，你的國將被列強瓜分，可憐，可憐！”當天晚上，蔣夢麟為國家的前途流淚。

顧維鈞雖以外交幹才稱，卻非常看重中文。他曾要求秘書楊玉清每天從古文中選一點材料抄給他，他夜晚回家去讀。他對楊玉清說：“一個中國人，當然應該把中文學好。一個人不能說年紀大了就不求進步。我應該學中文。你這樣做，是幫我的忙。”

章乃器年輕時尋找人生出路，當他從一本薄薄的經濟學教材緒論裏讀到“通商大埠，常位於大江大河下遊”時，立馬為之傾倒，贊嘆其為“一切古書裏找不到的知識”，從此與經濟學結下不解之緣。

鄧寶珊幼年喪父，因家境貧寒讀幾天私塾就失學了。15歲當兵至新疆伊犁後，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他識字太少，連一封報平安的家信也不會寫。他打聽到附近有一位能斷文識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師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鄧寶珊恭恭敬敬地說明來意，老先生半天沒表同意。老先生家裏，除了老伴外，別無他人。鄧見他家水缸已空，二話沒說，抓起扁擔，就去挑水，水缸擔滿了，便悄聲離去。自此，鄧寶珊天天來挑水，卻不提拜師一事。這樣挑了十幾天水，老先生被感動了，找出一本《秋水軒尺牘》：“來吧，就學這個，認會一篇背一篇！”過了半個多月，在老先生的指點下，鄧寶珊熟識和背會了書中１５篇文章後，就動手給家裏寫出了第一封信。

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1931年，《中學生》雜志社向魯迅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先生)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回答道：“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嗎？假如先生說‘不’，那麽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做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麽，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阿炳為小道士時，師父教其吹簫，吹笛，拉胡琴，彈琵琶，學昆劇，京戲，待其極厚。一次中秋之夜，師父帶阿炳到二泉茶室喝茶，師徒兩人駐足二泉池畔，但見中秋之月浮漾泉池中，師父諦視良久，自言自語：“二泉啊二泉，我何時才能替你譜一首曲呢？”他告訴阿炳，惠山二泉從很遠很遠的古代傳來，可以從中聽到來自古代的聲音，有“關關雎鳩”之聲，有“呦呦鹿鳴”之聲……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臨終寫道：“若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遺囑止此二語，語不及私。

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煉，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蔣夢麟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裏！”張伯苓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裏！”梅貽琦沒有表態。

晏陽初：我常說，“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體地說，就是：來自遠古的儒家民本思想，來自近世的傳教士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的智能。

黃炎培對子女教育甚嚴，要點凡三：一、必須尊重農民。黃炎培說，我國自有歷史以來，勞動的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們的統治階級。二、為人必須噴出熱血地愛人！愛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謂真善美實皆包含在愛中。三、戒驕傲。戒驕必須從內心出發，僅在形態上不虛偽猶不足道也。

1943年，徐復觀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應讀何書。熊氏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徐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不高興地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不久後，徐再見熊十力，說已經讀完。熊問有什麽心得？徐便接二連三地說出許多不太滿意處。熊十力未聽完便怨聲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麽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麽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麽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它的好處，再批評它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麽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