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第二十一（第2/4頁）

於右任少時喪母，家貧，父親於新三在外經商，由伯母撫養。稍長，父親回來，用心督促兒子學業。遇到必背課文，兒子背誦一遍，他跟著背誦一遍。且背書時如師生禮儀，肅然異常。右任背書時，須先給父親作一個揖；父親背書時，將書本端正地放到桌案上，兒子站立一旁，父親向書本恭恭敬敬地作一個揖，而後背誦。“一燈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章文”的情景在當地傳為佳話。

溥傑年少時，生活養尊處優，曾無意中在窗玻璃上寫了“小米半斤”四字，為其母發現，大發雷霆，嚴厲地責備了溥傑一頓，主要理由是：計算糧食，有失身份。

丁文江出生於江蘇泰興的一個士紳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為將來走科舉道路作準備。他十三歲時，“出就學院試”，適遇知縣龍璋，“龍大嘆異，許為國器，即日納為弟子，並力勸遊學異國以成其志。而赴東留學之議，乃自此始。”

程潛參加同盟會後，從事革命，舉凡辛亥、討袁、護法諸役，莫不為民前驅。共鄉人慶之，其母則說：“男兒以身許國，除暴安良，分內事耳，何以慶之？”為績而不輟，人復勸休止，則又說：“人貴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1920年，在上海國民黨總部工作的孫鐵人在《大晚報》上讀到他昔日的學生聶紺弩的詩作，大為驚異，馬上致信報社總編、好友胡石庵：“此生頗有文才，但尚需開拓視野，這樣才不致埋沒鄉間。”他邀請聶紺弩去上海，聶由此走進了革命和文化的隊伍。

沈從文18歲時到北京來謀生，他住在一會館的小亭子間裏寫小說。冬天到了，涼快透頂，下大雪時，沒有爐子，身上只兩件夾衣，他就用舊棉絮裹住雙腿，雙手發腫、流著鼻血地寫小說。郁達夫去敲門，“哎呀……你就是沈從文……你原來這麽小……我是郁達夫，我看過你的文章，好好地寫下去……我還會再來看你……”郁看吃飯時間到了，邀請沈從文去附近吃了頓飯，內有蔥炒羊肉片，結賬時，一共一元七角多。飯後兩人回到小亭子裏談了一會兒，名作家告辭，留下他的一條淺灰色羊毛圍巾和吃飯後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錢。沈從文伏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有人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覺得當時的教育不對，先生對學生毫不關心。”他認為，先生應與青年人為友。所謂友，指的是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

蔣百裏曾帶兩個孩子到德國，一個鄉下老太太對他說：“兒女求學固屬重要，但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教給他們重視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產生憂郁或孤獨的情緒，學習求好了，身子卻弄虛了，精神也被消磨殆盡。這種有學問的人，對國家和社會有何用處？因此之故，除求學外，父母還須注意兒女們的周圍環境，讓她們跟多數人在一起，多過點滑冰、遊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蔣百裏提醒孩子們說：“這位老太太的話，就是課堂外極可寶貴的學問。”

顧頡剛出身在一個書香門第，母親對他要求甚嚴。一次天落大雨，顧想借故逃學，對母親說：“今天雨太大了！”母親說：“你不想去了吧？就是落鐵，也得去！”

錢穆幼年時聰明，家中來客，客人多出題考之，其父唯唯不答一詞。一晚客人帶他出去炫示，其父亦不禁止。第二天，父子過一橋，其父問：“識橋字否？”錢點頭曰：“識。”問：“橋字何旁？”答曰：“木字旁。”問：“以木字易馬字為旁，識否？”答曰：“識，乃驕字。”父又問：“驕字何義，知否？”錢又點首曰：“知。”其父就此挽著錢手臂，輕聲問道：“汝昨夜有近此驕字否？”錢穆聞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語。

華羅庚從16歲開始自修，五年後，他動手寫數學論文投稿，當他的論文在上海的《科學》雜志刊登出來後，驚動了清華大學的熊慶來。《科學》雜志是當時中國在自然科學方面最權威的雜志，經常在《科學》上寫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楨、翁文灝等名家。熊慶來看完華羅庚的文章，問周圍同事：“這個華羅庚是哪國留學生？”沒人回答。再問：“他是在哪個大學教書的？”同事們仍是面面相覷。恰好有江蘇籍的教員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個小同鄉名叫華羅庚，便道：“這個華羅庚哪裏教過什麽大學，他只念過初中，聽說在金壇中學當事務員。”熊驚奇不已，迅即作出決定：“這個年輕人應該請他到清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