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覺第二十

王闿運好言霸王之學，據說曾多次勸曾國藩自立稱帝。曾以其書生徒托空言，雖以禮接待，而不接納其人其言。有一次，王侃侃而讀，曾國藩低頭不語，但以手沾茶水在案桌塗畫，曾有事外出，王探頭看見桌上寫了許多“妄”字，遂明了自己在曾心中的印象。

1898年，曾樸認識了陳季同將軍後，方知西洋文學的源流派別和重要作家的傑作。他曾勸林琴南（畏盧）用白話翻譯外國的“重要名作”，但林聽不懂他的勸告。後來曾樸對胡適說：“我在畏盧先生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

容閎家貧，在別人資助下才接受了啟蒙教育。後隨美國友人到美學習，交付不起學費時，學校向他提條件，要他畢業後從事傳教活動，他拒絕說：“我是中國人，我應擇最有益中國者為之。”畢業後，他又謝絕友人的挽留，回到國內，他說：“我要以西方之學習，灌輸於中國，使中國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姚公鶴說：“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所在，每不準華人之擅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唯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系，乃國民教育之關系。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歷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雲‘狗與華人不準入內’是也。公園禁止華人於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浜，南自白大橋起，另建華公園，為華人遊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尚少攀折。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為寫出《大同書》後，秘不示人。他解釋說：“方今為據亂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

蘇報案發生後，法官曾問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說：“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什麽功名呢！”

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時，楊度拒絕說：“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陳獨秀不同意無條件的愛國主義，他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又說：“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沈曾植說：“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歟？”

1901年，羅振玉在劉鶚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嘆之余，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五大臣出國考察遇刺，紹英受傷較重，端方急欲起程時他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

1915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相愛。孫中山反對納妾，認為需征求盧夫人意見，是否同意離婚才好辦。於是，孫寫信給盧，申明離婚的理由。盧夫人在信上寫了一個“可”字，同意離婚。盧對人說，對孫先生，“我確實幫不了手，我常識不夠，更不識英文。我又纏腳，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樣可以幫先生呢？”

陳獨秀曾有“萬惡孝為首”之說，社會上一度宣傳說他組織了“討父團”。1921年，陳炯明問他有關“討父團”的事情，陳獨秀回答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

王國維說他自己：“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孫中山到北京後病勢加重，無法討論統一計劃。北京協和醫院的醫師均告束手，張靜江、胡適之向他推薦中醫，但他不願服中藥。孫中山說，他本身是醫生，他知道現代醫藥束手時，中醫的確有時也能治好疑難病症。他說：“一只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只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朋友們仍然一再勸他服中藥，他不忍過於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後終於同意了。但是這只沒裝羅盤的船卻始終沒有到達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