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論第七（第2/4頁）

傅斯年說：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彗星。

陳銘樞說陳獨秀：謗積丘山，志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汪原放說：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業師壽洙鄰說蔡元培：“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友蘭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27年，在中共中央特委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方針及我黨對國民革命軍的工作時說：蔣“最秘密的還是五老會議，是參謀部。張靜江是主席，吳稚暉是小醜，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學究，戴季陶是軍師。”

1940年蔡元培病逝於香港，全中國不分政治派別，均表深切哀悼。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說：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胡漢民談起孫科時說：“因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外國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一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歷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黴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麽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為那是孫中山“喚起民眾”、“抉助農工”主張的具體化，他稱陶行知是“孫中山死後一位孫中山”。

魯迅曾說，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吧，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字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撰序，他稱“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蔡元培說，魯迅的著述“蹊徑獨辟，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瞿秋白談魯迅，說他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

李長之說：魯迅在情感上是病態的，在人格上是全然無缺的。

孫福熙說：魯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地愛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為愛人而受人侮辱。

夏濟安說：魯迅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個極其深刻而帶病態的人物”。

魯迅去世後，毛澤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個和尚。

列寧說孫中山：“天真如處子。”

魏金斯基曾與陳獨秀一起去見陳炯明。陳炯明給他的印象是：“意志堅強，遇事非常鎮定，從他的談話內容和態度看，他是個清教徒類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談論著孫逸仙，但認為孫是個理想家，而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

鄧鏗曾為彌合孫中山陳炯明之間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對人評說二人，孫中山遇事勇銳，間或要求過高，而陳炯明則過於持重，每不肯降心相從，常使自己左右為難。

張奚若說：“孫中山的演說，你聽著聽著就跟了他走下去了。”

胡適說：汪精衛是一個有烈士情結的人。

徐復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願。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金嶽霖說胡適：“舊學不過乾嘉，新學止於赫胥黎。”

鄭超麟說：胡適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沒有社會主義思想，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極致，它的統治形式就是民主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