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世第六

關於華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討論時質問：“神州長夜之獄，誰人之過？”

康有為反問王照：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條路如何來得及？

慈禧問：康有為要變法，為什麽不來找我？

孫中山問嚴復：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魯迅在日本留學初期時問：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麽？它的病根何在？

林覺民問：天下人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鐘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

魯迅在五四期間問：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1919年初，王光祈問：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數人的幸福有無關系？”

劉半農在詩中寫出了文明轉型時代的國家意識：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達夫在《沉淪》中問：“祖國啊，你什麽時候才能強大？”

陳獨秀在愛國聲中問：此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問：從來如此，便對嗎？

20世紀20年代，孫中山問：在完成了現代工業化之後，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鷹犬，還是做東洋王道文明的幹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舉行善後會議，邵飄萍持批評態度，他說：“所謂善後會議者，不過一班寒酸措大，聚訟之庭，嚼字咬文，與人民之實際生活有何關系？”

徐志摩在詩中自承：我不知道風向哪個地方吹？

毛澤東在思考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時問：“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

陳獨秀問：（現代中國）“究竟是城市支配農村呢，還是農村支配城市？”

陳濟棠問胡適：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1928年，林彪在井岡山上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蔣介石問：“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

張伯苓問李濟：人類學有什麽好處？

梁實秋問：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誰家的走狗？

艾青寫詩時問：為什麽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20世紀30年代，陳獨秀被捕，章士釗為之辯護，章問：“黨即國家乎？”

1933年，王造時問：是我變了呢？還是國民黨變了呢？

1935年，吳景超的猜想。後來是李約瑟問：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的發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麽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晏陽初問：為什麽不能團結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人民以共同打擊我們的敵人——愚昧、貧困、疾病和腐敗政府呢？

瞿秋白贈給獄醫陳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寫著兩句話：“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麽用處？”

胡適問葉公超：“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麽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問金嶽霖：“什麽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大肆搜捕共產黨，在發現了陳布雷的女兒陳璉是共產黨後，蔣介石曾大為驚訝、震怒。毛人鳳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說：“我們這樣抓、這樣殺，還是有這樣多的人敢提著腦袋闖進來，真不知是為什麽？”

魏巍在朝鮮訪問後問：誰是最可愛的人？

梁思成問：“是這樣的北京城門，是這樣的北京城墻，為什麽要拆？”

殷海光窮困之際，向學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許冠三的信中說：“我自己只有一個念頭，五四以來，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已經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別像我這樣的人。難道這個時代讓我活活挨餓？”

顧準借用魯迅的名言問：“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王賡武問：“‘文革’究竟埋沒了多少天才？”

龍應台在台灣跟“對手”較量時問：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

20世紀80年代初，潘曉問：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

余傑在世紀末問：余秋雨，你為什麽不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