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論第七

蔣廷黻說，琦善在鴉片戰爭中，軍事方面雖無可稱贊，亦無可責備，外交方面則審察中外強弱形勢和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

方宗誠說：“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唯曾相國及潤芝宮保開此風氣耳。”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國藩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繆鳳林說，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

從1867年正月郭嵩燾被迫賦閑，回鄉一待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靜地思慮世界，研究洋務。在給朋友的信裏他不無得意地說：在當前懂得洋務的“同志諸君”中，“中堂（李鴻章）能見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楨）能盡其實。”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鴻章說王韜：“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說王韜：“王氏在同光之際幾為知識界的權威，但脫不去名士才子氣。似乎終於是一個清客，不過在太平之時專門幫閑，亂世則幫忙而已。”

梁啟超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鴻章訪歐，德國人款待最優異。威兼二世稱譽李為東方俾斯麥以取悅之，以為中國以東亞大國而見挫於日本，必復興軍備，力洗雪恥，一切所需，德國可乘機供應，故與李加意聯絡，以專其利。結果大失所望。梁啟超亦以為李斷不能與俾斯麥相比：“此非以成敗論人也，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劣勝敗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鴻章去世，臨死前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袁繼任直隸總督。

張之洞性行怪僻，起居無節，對部下嚴格。他跟袁世凱相會於保定，袁的部屬楊士驤出身翰林故，為張之洞引為同調。會談時，張只跟楊士驤娓娓而談，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贊一詞。楊士驤敏於應付，很為張之洞贊賞，張後來對人說，“不意袁慰庭做總督，藩司仍有楊蓮府！”袁世凱聞聽後，謂士驤曰：“君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調湖北，俾可日常相處？”楊士驤笑答：“縱便香帥有此意，司裏亦不願伺候這種上司！”論者以為張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濟，無能鎮懾袁世凱，反為後者所輕，至於袁跋扈不臣，問鼎輕重。

黃遠庸說，紅樓夢中李宮裁笑平兒雲：你奶奶還要什麽鑰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總鑰匙。袁世凱與梁士詒的關系“頗復似之”。

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嚴復說，黎元洪“德有余而才不足”。

王闿運曾評論他兩個根基最好的弟子，一個是廖登廷（廖平），“思外我以立名”；一個是楊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猶能自立”，楊則“隨風轉移”。

譚人鳳說宋教仁“英而不雄”，他說：“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蔡東藩評論說，“宋教仁為國民黨翹楚，學問品行，均卓絕一時，只以年少氣盛，好譏議人長短，遂深觸當道之忌”，“鋒芒太露，英氣未斂”，“不少晦其鋒芒，儲為國用”。

左舜生說宋教仁，“鋒芒甚銳，政權欲也極強，當國會選舉期間，他乃以一在野黨領袖資格，在各處演說，大逞雄辯，對袁政府多所指責”，因此遭人暗殺。

左舜生說宋教仁是一個書生：“中山與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只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借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余，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見陳宧，懼然曰：“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語傳遍京師，人初以為太炎偏執，後乃服太炎神慧，而陳宧深恨之，乃設計囚太炎於龍泉寺。

芥川龍之介說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師。

周作人說，章太炎是中國最後一個樸學家。

辜鴻銘曾對羅家倫說：“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