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第五

近代以來，憂患成疾，人們多願如孫文後來總結的“畢其功於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這個看來“曠日彌久”的辦法，總認為在國勢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憑教育救國，簡直是一件緩不濟急的事。戊戌維新時，王照勸康有為多立學堂，等風氣變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為答他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得及？”三十年後，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裏嘆氣道：“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孫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樣曲折艱難。他在當時的中國，雖位卑人輕，然而算得上是對中國積貧積弱現狀最有認識的人之一。他意識到，中國之進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國內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夠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當蜚聲海內外的大翻譯家嚴復到倫敦逗留時，孫文正在北美，他風塵仆仆地趕到倫敦，勸說嚴復支持革命。嚴復表示：“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回答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1894年6月，孫文跟陸皓東到天津，投書給號稱“識時務”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希望李能變法自強。李鴻章對孫的改良主張沒有理睬。

梁啟超一度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聯合韓文舉、歐榘甲、唐才常等聞人，致書康有為，勸其息影林泉，自娛晚景，以便使康黨同仁及康門弟子們走出一條新路來。康有為大為光火，命梁啟超赴美洲辦理保皇事宜，梁氏拘於師威，最終打點行裝赴命。清帝遜位前夕，梁啟超審時度勢，認為康師所堅執的“虛君共和”這一政治理想，是沒有前途的，就勸康道“借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否則“趨舍異路，愴悢何言”。

1902年5月，陳範的《蘇報》發表《敬告守舊諸君》，公開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無他術，非革命不足以破壞，非破壞不足以建設，故革命實救中國之不二法門也。”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

彭家珍絕命書：“共和成，雖死亦榮，共和不成，雖生亦辱，與其生受辱，不如死得榮！”

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推舉黃興等回國運動起義。黃興與劉揆一商量辦法，劉說：“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采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足為吾輩革命所取法。”

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梁啟超與《民報》論戰時期，宣揚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駁斥了保皇派那種“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孫中山說：“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礴於世界，不獨民主國惟然，即君主國之所以立憲者，亦革命之所賜也。”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張繼說，成立之初，參加者不過千人。入會要自己填寫“盟約”，滴以左中指的血，親筆簽名，宣誓後，焚掉盟約。為了防止滿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號。同志相見，兩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時，一人要問：“什麽事體？”答：“國家事。”又問：“什麽人？”答：“中國人。”相符後，才敢談革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