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第五（第3/4頁）

辛亥之後，專制復辟勢力對於革命的反撲及其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十月革命後，廖仲愷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礙”。歐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民主制度，並不那麽完美，他對十月革命抱有極大希望，他說：“俄國革命以後，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事，掌諸國家機關與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於黑暗。”

林濤說，孫中山的一生最恰當地證明，一個人執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麽強有力改變國家的歷史和人民的命運。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16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地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衛到武漢。在各界盛大歡迎下，汪精衛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說：“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1927年4月16日，蔣介石在南昌說：“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魯迅說：“‘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歷得太多了，只是被稱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說：“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適對革命懷有同情，他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

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麽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至於大失望。”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他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1932年3月，汪精衛跟“國難會議”代表之一王造時說：“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是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王造時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困難這麽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來比喻我們是客人，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