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第五（第2/4頁）

1905年《蘇報》案，鄒容死在獄中。章太炎作詩說：“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幹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慷慨激昂，激奮同盟會士氣，“滿清氣為之奪”。

康有為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說革命無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億人將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條駁斥康的論點，認為革命是最大的權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啟迪民智、除舊布新”補瀉兼備的救世良藥。章直斥被保皇派奉為聖明的光緒帝為“載湉小醜，未辨菽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革命黨痛斥滿人對漢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無可救藥的腐敗，其言辭激烈甚至到了“詞近詬誶”的地步。保皇黨雖然言辭沉穩，卻找不出足夠的理由為清廷辯解。梁啟超找到四點理由，一是“中國人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二是“只能經過開明專制以移於立憲”；三是為“不至助長沖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憲”，並“必須為彼（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當之手段”，“若為彼所不能行，則是宣戰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導致流血、內亂”等。梁啟超盛稱光緒帝是數千年一遇的聖人：“皇上之聖德，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獲此慈父，無上幸運。”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兇暴卻有進無已。”

徐錫麟在刺殺恩銘的《光復文告》中說“今則名為立憲，實乃集權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殺戮志士，苛虐無道，暴政橫生”，因而號召“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1907年，以吳稚暉為中心的一批巴黎中國留學生創辦了《新世紀》雜志，在鼓吹無政府主義、狂罵西太後的同時，也恨透了母語，認為正是漢語和漢字使四萬萬同胞陷入困頓，主張“改用萬國新語（世界語）”，即或不能立即推廣，也可以考慮先用英語、法語或德語來代替漢語。這種想法影響較大，吳的論敵章太炎的學生錢玄同完全接受了這個設想，並推波助瀾，提出了著名的語言革命的口號：“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汪精衛謀刺攝政王在當時是一個大案，由肅親王審理。肅親王看到了汪精衛的三篇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後，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深惡痛絕，故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後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精衛等人，以安撫天下人心。

1911年10月，張文光在騰越發動起義。起義勝利後，騰越秩序穩定，但張文光對怎樣發展勝利心中無數，他感慨說：“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正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武昌起義後，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舉袁世凱自代，未獲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凱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問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說：“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南革命派在共進會首領焦達峰領導下積極準備起義。譚延闿附和革命，他從立憲派的立場出發，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張，說：“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焦達峰卻很快被立憲派人殺害。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巨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做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