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第二（第3/4頁）

韓復榘在山東被稱為“韓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審案。一次，省參議員沙月波雇用了一個名叫小道的聽差，年僅十五歲，沙參議讓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韓青天”坐堂審問一批盜犯，他一時好奇，站到大堂一邊看，執法隊竟把他也推上了車。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韓聽見了問什麽事？執法兵說：“報告主席，他說他是送信的。”韓回答說：“送信的也該槍斃！”這個孩子當時嚇昏了，如此被糊裏糊塗拉出去槍斃。事後，沙參議帶著小道的母親哭到省政府找韓，說執法隊誤將小道推上汽車槍斃了。韓青天笑笑說：“現在他是小道，如不殺掉他，將來就是大盜！我也不叫沙參議為難，給他娘五百塊錢過日子吧。”

1935年，桂系久蟄思起，企圖聯合廣東等方面組成反蔣的統一戰線。劉斐和國民黨居留廣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勸說推動陳濟棠反蔣，劉每次去陳濟棠那裏談話，陳手裏常端著一支水煙袋，談著談著，陳總是說：“為章兄！我一定反蔣！”但陳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動他反蔣的人非常不滿。白崇禧挖苦說：“我們跪在豬欄門口喂豬，唯一目的是要豬肥嘛！只要豬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來的呀！”

西安事變中，周恩來去見蔣介石，開口說：“蔣先生，我們有十年沒有見面了，你顯得比從前蒼老些。”蔣介石嘆氣：“恩來，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聽我的話。”

1938年1月，蔣介石將韓復榘槍斃於武昌，臨刑前，韓大呼冤枉：“我丟掉山東該槍斃，劉峙稱‘長腿將軍’，統率十幾萬大軍，一夜之間失地千裏，為何逍遙法外？丟掉上海、南京、武漢，又該槍斃哪個？”蔣聽見此話，咬牙切齒：“娘希匹，他是什麽東西，也配同劉峙比！”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台、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因此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停戰：“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況下，汪精衛決定與蔣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12月18日，汪乘蔣介石不在重慶的時機，以外出演講為由先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汪精衛離開時給蔣留下了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救國。汪精衛在長文的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他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翌日中午，蔣介石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蔣介石說：“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的至高至貴的德行，中國將對日本帝國的八年侵略戰爭以德報怨。”

1946年10月，曾琦當面對蔣介石說：“行政院必須改組，吾輩無所謂，吾輩部下就希望分得幾部做官吃飯。”

孔祥熙做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為政府斂財，手段無奇不有，但他最欣賞的是濫發紙幣。孔對人說：“發行公債真是麻煩，付息、抽簽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戰八年內政府發行紙幣103190億元，為抗戰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六年後能買一只雞，十年後的1947年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

20世紀40年代末，國民政府啟用翁文灝、何廉等學者專家，一時行政院人才濟濟，時人有“人才內閣”之稱。但這些人才辦公就是聊天，無一事可辦。一個親歷其境的學者給朋友寫信說：“這是中國兩個最有腦力的人才，幹嗎不到一個學校或研究室去？幹嗎要把他們困在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閑飯，聊悶天？”經濟學家何廉後來回憶時仍難抑悲憤：“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裏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麽。”他說：“我在政府中的那幾年完全是白白浪費！”

1949年國共和談失敗，劉斐受托勸說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自稱要犧牲到底，白則以為可以回廣西打遊擊，劉斐認為，他們除了向共產黨投誠已別無出路。白崇禧說：“失敗就失敗，算了！投降起義我不來！”劉斐說：“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寧願失敗，我也不能勉強。不過我最後要向老朋友進一忠告，你們如果失敗了，千萬不能再到台灣去呀！”李宗仁總統在桌上一捶說：“哪個王八蛋還到台灣！”白崇禧默不做聲。談話也就在沉默中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