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第二（第2/4頁）

清政府派出的考察團剛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積極排滿的吳樾扔了炸彈，當場炸死三人。載澤、徐世昌略受輕傷，紹英傷勢較重。吳樾也當場身亡。當時報刊輿論紛紛譴責這種暗殺恐怖活動，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預備，關系到中國的前途，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艱難，奮勇前行。但清廷主張緩行。載澤又接到日本來電，說日本國內將有暴動，也請他緩行。考察大臣中，紹英受傷較重，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說：“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1912年1月14日，孫中山答復袁世凱說：“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離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兒寡母逼宮。

1912年2月12日，大清國皇室發布遜位詔書：前因民軍起義，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塗，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徐樹錚做了國務院秘書長，處處秉承段祺瑞的旨意，不把黎元洪總統放在眼裏。一次，因公布福建三個廳長的任命書，徐樹錚到總統面前蓋印，當黎元洪問及三人情況時，徐不耐煩地瞪起眼睛：“總統不必多問，請快點蓋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備感難堪，連連嘆息：“昔受項城侮辱，今又見侮於段。”

段祺瑞在北京召開善後會議，對張紹曾不能不買賬，故派遣親信張超赴津敦聘張紹曾為“善後會議”代表。張超謁見張紹曾，正值張紹曾與友人對奕，張超略陳來意，呈上段祺瑞的聘書，張紹曾沒拆看就放在一邊，只顧下棋，沒有說話。張超木坐一旁，感覺很窘，見張紹曾始終沒加理會，忍不住說：“請總理給我一封回信，我好交代執政。”張紹曾奕完一局，寫下四句偈語：“跳下蓮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蓮台？法輪常轉原無我，一念念嗔浩劫開。”

吳佩孚公開提出武力統一中國後，各地方軍閥為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聯省自治。1920年7月，湘軍總司令譚延闿號召“湘人治湘”，後又通電主張“聯省自治”。1922年12月，趙恒惕甚至公布省憲法，稱“湖南為中華民國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並趕走在川滇軍；同年四月，貴州盧濤亦主張“由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盧永祥則通電主張“省制憲”，以行自治，再組織聯省自治政府。陜西更成立“籌制省憲自治處”。江西省議會遂召開省憲會議。河南省議會乃通過“制定省憲案”。湖南公布“省憲法”後，浙江、廣西、四川皆公布。張作霖打敗仗退回東北之後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內，各地方及其軍閥的自治和立憲活動，喧鬧一時。

1926年，段祺瑞執政府的衛隊旅制造“三一八慘案”後，北京警衛司令部代警衛司令李鳴鐘驚慌失措，跑去對衛隊旅上校參謀長楚溪春說：“晴波，打死這些學生，叫我怎麽辦？叫我怎麽辦？”楚說：“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只好報告段執政吧！”於是兩人趕到吉兆胡同段宅見段祺瑞。當時段祺瑞正同吳清源下圍棋，見兩人進屋，馬上聲色俱厲，大聲說：“李鳴鐘，你能維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換你，我能槍斃你！”李在門口立正鞠躬向後退，連聲說：“執政，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我能維持治安，我能維持治安！”段接著對楚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兩人趕緊退出。

北伐勝利後，中國各地又有擁兵自重的地方大員成為新軍閥。李宗仁為始作亂者，其後大小軍閥俱聞硝煙而動心，蔣介石痛感“軍閥習慣成性，除不勝除，余乃為內外夾攻之人”，但他仍說：“如此投機反動軍隊不滅，國家何能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