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第一

1900年6月21日，農歷五月廿五，清帝國發布《宣戰詔書》，向八國聯軍開戰，慈禧在《詔書》中說：“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他在給盛宣懷的電報裏說：“廿五矯詔，粵斷不奉，所謂亂命也。”並要盛告訴張之洞和劉坤一。在盛宣懷、張謇、余聯沅等人串聯下，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等封疆大員不聽朝廷而實行“東南互保”。

武昌首義成功，革命黨和袁世凱達成妥協後，孫中山、黃興等人出於制約袁世凱的目的，堅持袁應在革命黨勢力範圍內的南京宣誓就職。袁世凱深悉“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的奧妙，不願離開北京這個北洋軍閥的大本營。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曾就此問題進行表決，“經過激烈辯論，竟以多數票通過臨時政府設於北京。”孫中山、黃興等人聽說後大為震怒，黃興尤“怒不可遏”，他兩手插在軍服口袋中，踱來踱去，最後說：“政府決不為此委屈之手續，議院自動翻案，盡於今日；否則吾將派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員去！”

“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廖仲愷與孫長期交往，友誼甚深，履行了這一手續，其《誓約書》說：立誓約人廖仲愷，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死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此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惠陽縣廖仲愷，民國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國初年，陳寶琛做了大清小朝廷皇帝的師傅。一天，陳看見再無別人，就從懷裏拿出一字條，秘密地對溥儀說，“這是臣昨天蔔得的易卦，皇上看看。”卦辭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陳解釋說，這是說皇上的仇人袁世凱前途兇惡，不能危害於他，是個吉卦。陳師傅還燒了龜背，弄過蓍草，結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說他可以大大放心。陳寶琛擺頭擺腦地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元兇大憝的袁世凱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終；不我能疾，不我能疾，優待條件載在盟府，為各國所公認，袁世凱焉能為疾於我乎？”

1915年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將“二十一條”親自送往日本公使館。曹回憶這次經過：“余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陸徵祥跟他說起以前“隨節俄館”時，俄財長維德為租借旅大問題跟楊儒談判，磋商不洽，竟將條約擺在公案上令楊簽字。楊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簽字。維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遜，驕橫無禮。楊氣憤填胸，年事又高，出門時在石階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慨：“弱國外交，言之可嘆。”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學舉行開學典禮，蔡元培發表就職演說，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蔡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勵人”；三是敬愛師友，“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堂，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廣州非常國會在西南軍閥的收買操縱之下，改組護法軍政府，取消大元帥制，改為七總裁制。孫中山的實際權力被剝奪，他在廣州無法主事，便向非常國會提出辭去大元帥職，並發通電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們經常領不到薪水。有一次，幾百位教員去要求政府發放欠薪，遭到武裝憲警的鎮壓。法政大學校長王家駒“像死人一樣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學教授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責備他們毫無同情心，不該欺負餓肚皮的窮教員。北大國文系教授馬敘倫額頭被打腫一大塊，鼻孔流血，對著憲兵大喊：“你們只會打自己中國人，你們為什麽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大會，選出新的執行委員。周恩來為此次大會寫給國內青年團中央的報告說：“選舉新執行委員會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體、覺奴。”裸體即汪澤楷，伍豪是周恩來。

陳獨秀在上海指揮過多次罷工運動，每有重大決議，如應否罷工，什麽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都是工運幹部和他一起開會決定的。他們經常夜裏到某同志家去開會。向警予回憶說，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他們才開完會出來。在弄堂裏，陳獨秀一面走，一面說：“他那個三番沒有和成，真可惜，已經聽張了，七條一定有，但總不出來……”直到看弄堂的人開了鐵門放大家出去之後，陳獨秀才不再談牌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