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第一（第2/5頁）

孫中山辭世。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公祭時，豫軍總司令樊锺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橫額（闊丈余，高四五尺），當中大書“國父”二字，他的唁電挽幛，均稱“國父”，這是孫中山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當時台灣同胞感念孫中山，紛紛舉行追悼會，台灣民報亦尊稱中山先生為“國民之父”。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國民政府表彰其“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之偉大事跡，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

“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紀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三一八慘案”的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1927年12月1日，蔣宋聯姻，結婚典禮分別按基督教和中國傳統方式舉行。前者在宋宅進行，證婚人是中華基督青年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隨後又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傳統婚禮，證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幾個國家的領事出席婚禮。蔣介石當日在報上發表《我們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愛的宋女士結婚，是有生以來最光榮、最愉快的事。我們結婚以後，革命事業必定更有進步，從今可以安心擔當革命的大任。我們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澤訪張作霖，威逼利誘張與日本合作，遭張拒絕。張作霖說：“我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這件叫我子子孫孫擡不起頭來的事情。”

汪精衛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長，見到從前一同反蔣的人，總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隊隊員，被主人叫來“打短工”的。覃振勸汪何必那樣替蔣介石“背黑鍋”，汪精衛說：“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災荒。記者報道說：“鹿邑本境經股匪擾五月之久，廬舍為墟，糧米盡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區朱愷店，三區老鴉店，五區寧平鎮，六區澤民鎮，八區桑園集，均立人市，年幼婦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歲幼童僅易千文，孩提嬰兒拋棄遍地……某婦買一饅頭，留小姑為質，賣饅頭者索錢不得，小姑謂我寧不值一饅頭，一賣燒餅者代償饅頭賬而換得此幼女。”

李大釗靈柩停放六年，無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趙紉蘭帶著女兒來到北平，請北大代辦。蔣夢麟校長答應了。當其時，國民黨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裏也到處捕共產黨人。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願發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魯迅捐50元。公葬時有兩副挽聯廣為流傳，其一，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後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輩哭先生。

王樹聲是知識分子出身，在紅軍隊伍裏打了很多遊擊，經驗仍感不足。符定一教過他很多這方面的知識。有一次，王樹聲和另一個隊員被派去“打浮財”，兩個知識分子想了半天，覺得無處下手。最後王想起他自己的家鄉，有一個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遠房叔父，他小時常去，一切路徑都很熟悉。兩人等到天黑，蒙面從後面溜進去，掏出手槍，不料這家的老太婆認出王樹聲來，竟叫出他的小名，這使他羞慚得無地自容。老太太跟兒子商量，拿出五十元袁大頭和一包金銀首飾，要侄孫子拿走。王不忍，只拿了現洋，說一聲“謝謝您家”就趕緊跑了。

許世友早年一直在四方面軍。張國燾來鄂豫皖之後，曾中生（曾希聖之兄）、許繼慎等人（曾、許二人後來被張國燾殺害）對張的許多做法都很不滿，他們召集過包括許世友在內的一些人開會，議論張國燾，許世友不發言，後來一定讓他說，他就說：“張是中央的代表，反對他不是反對中央嗎？中央不比我們高明？”

瞿秋白得知臨死的消息時，正在伏案書寫絕筆詩，他一邊手不停揮，一邊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著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一位臨場記者報道說，瞿來到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餐畢，出中山公園，步行兩華裏多，至刑場，系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唱歌，《國際歌》是用俄語唱的。到達刑場後，瞿盤膝坐在草坪上，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年僅三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