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第一（第4/5頁）

1945年10月25日，陳儀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在台北中山堂受降。簽字後，陳儀向全世界廣播：“從今天起，台灣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此極為有意義之事實，本人特向中國同胞及全世界報告周知。”此日便成為“台灣光復日”。

近代以來調停或幹預中國內政的外國人中，馬歇爾是地位和聲望最顯赫的一位。他在1945年12月22日飛抵重慶的時候，宋子文、王寵惠、吳鼎昌，以及我黨方面的周恩來、王若飛、葉劍英等到機場迎接。馬寅初說：“舉國人民的目光都注視到他，寄以無窮的希望，好像中國之命運已經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領袖的地位，好像已轉移給他。”《大公報》的一篇社論說：“勞動馬歇爾將軍來華，促成中國之民主團結，其事本身，實足令知恥的中國國民汗顏無地。”徐永昌則說：“此次馬歇爾來華，我人之上書控訴政府失敗者三千余件，此輩皆屬各黨各派人物。既可上書政府，亦可申之輿論，極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顏以為假此可取媚於外人。一國之民多無人格，其國亦必無國格。”

陳獨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說，跟他一起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的人，或居黨國顯要，或受社會崇拜。“以先生之學歷，若求高名厚利，與世人爭一日長短，將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個人榮利，而一變為世之所謂新官僚，就此而言，實值吾人矜惜也。”“嗚呼先生！滿腔熱血，灑向空林，一生有毅力，無用武之地，吾不反為先生惜，吾驚為民族哭矣。”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國軍已攻下張家口的消息，不禁驚嘆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1948年7月，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創辦的《新民報》被勒令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報》屢次刊載為匪宣傳、詆毀政府、散布謠言、煽惑人心、動搖士氣暨挑撥離間軍民地方團隊情感之新聞、通訊及言論……”身為立法委員的鄧季惺當場抗議說：“這個命令所援引的所謂《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沒有承認的北洋政府時代遺留下來的單行法，是無效的。”她的抗議自然無效。

1949年，李宗仁代總統宣布釋放政治犯，特別下令立即釋放張學良、楊虎城兩人。當重慶《中央日報》刊出消息後，負責看押楊虎城的龔因彥因事前未得通知，拒絕執行。李宗仁見命令沒有兌現，便催問重慶市長楊森，要他釋放楊虎城。楊推說毛人鳳不在重慶，不知楊虎城關在什麽地方。當時重慶報紙便刊出大字標題新聞：“毛人鳳在哪裏？”最終楊虎城全家與其秘書宋綺雲全家被特務殺害。其小女兒各僅八九歲，在兇手們用刀殺宋氏夫婦時，她們哭了起來。“不準哭！”特務們殺死宋氏夫婦，就走向孩子，兩個小女孩不約而同地跪了下去，合著小手，連連向兇手作揖，而終不免慘死。

20世紀40年代末，國共和談時，張治中說：我們中國這個大家庭原來是哥哥當家，可是沒有當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幹，能把家管好，當然哥哥就該把鑰匙交給弟弟。但不管怎樣，兄弟總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當成罪犯……周恩來責問張治中：你們難道像兄弟一樣對待我們了嗎？！你們國民黨從1927年算起，殺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這筆賬人民是要清算的！你們一小撮反動派挑起了全面內戰，這些難道僅僅是沒有管好家嗎？！

金嶽霖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在階級立場上跟羅素完全一樣。解放後，他們曾質問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為什麽不去迎接？”艾說他不知道，他可以打聽打聽。第二天上課時，艾回答說：“斯大林去了，可是沒有接上。”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裏，汪篯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按照老師的要求，汪篯記錄下陳的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復”中，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1958年春，“除四害”在中國大地如火如荼地展開，取得驚人的成效。一位英國記者寫道：中國沒有蒼蠅。一位加拿大人記述他在中國的一條鐵路線看到了一幅令人震驚的場面：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正在鐵路邊上忽東忽西地發瘋般地狂奔，顯然在用一塊布摔打著地面。“原來她正在追趕著一只蒼蠅，以便打死它。”他說：“我在中國近一個月期間，沒有看見一只麻雀；我堅持數蒼蠅，看見一兩只蒼蠅只有15次。想想看，那只不幸的蒼蠅正被飛奔著的一個中國人追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