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濱口述（第4/14頁）

後來我那大姐就走了，給她錢，大洋，讓她辦年貨去，拿著錢就顛兒了嘛。

南：上解放區了，逃婚。

濱：我上門口看，哎喲就哭啊，我哭了好幾天，找我姐姐。那回折騰得夠嗆。

定：您大姐為什麽逃婚呢？

濱：訂婚了，訂婚還搭席棚了，那是一個教員，回民，得找回民哪。我大姐就一條件，說得大學畢業結婚，他們那邊同意了，然後他們那邊催婚，我大姐不幹了。這是一個因素，再一個就是“一二·九”抗日運動，這兩個因素擱一塊兒。寒假的時候，就辦年貨嘛，她就從張家口那邊出去，綏遠，熱河的東邊，順著長城這麽走。我舅舅那時候來了，他跑綏遠去找了一通，她剛跟交通前腳走，後來才知道是前後腳兒。她後來一直在山西、太行山一帶。“犧盟會”注232。沒上延安。她走以後就改名了，免得牽扯家裏頭。好家夥家裏就開始鬧，先開始不好意思，覺得有失體面，這家的大小姐跑了，後來就登尋人啟事。她這一走，老頭老太太挺傷心，亂了一通。老太太等於少一幫手啊，裏頭外頭都能什麽，功課也好。注233

“一二·九”的時候我哥哥他們都參加了，在那之前就弄那些個唱片，什麽“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就是這個，我就是聽他們唱會的。領導他們的好像是張承先，注234那時候可能是大學的學生吧。我哥哥讓人給抓起來了，公安局就給我們打電話，說三爺，管我父親叫三爺，您那公子在我們這兒呢，先關兩天。我們家就給他送包子去。然後我父親給他軟禁在家。我父親管子女就知道軟禁，軟禁值個屁。

定：您哥哥後來就參加共產黨了是吧？

濱：對，他後來是地下黨。到上海嘛。她(李南)媽媽後來不是也上上海了嗎，李德倫那時候在上海，跟黃宗江啊，石揮啊他們，她就去了，去了就在莫斯科電台做播音員，有時候弄個文藝節目什麽的，原來是替別人，替著替著就成正式的了，也拍個電影什麽的。她絕對是什麽都不過腦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設計的衣裳總是跟別人不一樣，標新立異。

[蕭成：閨女大了，得找婆家了，那個劉媒婆整天就往這兒跑，黎頻也覺得在家裏待不住了，就到上海去了。公開走的，就說到那兒看哥哥去了，結果去了就不回來了。李德倫後來(從上海)去延安，黎頻沒去延安。]

後來我那個不得煙兒抽的姐姐(指六姐蕭成)也走了，上解放區，太行山那一帶。他們幾個都是底下疏通我母親，他們走都是留封信給我母親，然後顛兒了，就是老太太知道這些事。就是我大姐走誰都不知道。

定：你們這樣一個家庭的子女怎麽後來都革命去了？挺有意思。

濱：這個很簡單哪，家裏如果說你女孩兒，就供你上小學，男孩兒頂多到初中，高中都不一定讓你上，你家裏要是有買賣就繼承這個祖業，就不一樣了。

定：你媽就能舍得這些孩子都往那地方去？

濱：我母親那真邪了門兒了。

定：你們家這種回民在北京是不是挺特殊的？

濱：……不知道，因為周圍也沒那麽多回民青年。

3.童年生活

濱：我是什麽呢？我是撿來的，應該起名叫李撿。有一次我父親跟幾個朋友回來要錢，說要買什麽彩券去，家裏就幾十塊錢，我母親還不願意給他，結果買了中一頭彩。這麽著到了東北，在哈爾濱在那兒生的我嘛，要不我也不會在那兒生，又一女孩兒，又家道中落，中一頭彩，我父親給我起一字曰東舉。他們都沒有號，我父親給我起個號。

定：就是覺得您帶了好運。

濱：啊，他們都沒有字，李德倫都沒有。

南：可是他們也有別的名字啊。

濱：嗨，那叫經名，他們都記得他們的經名。《李德倫傳》裏有，都寫著呢。注235我把我經名忘了，說了多少次總記不得，我不知道我的經名。

定：頭彩不少錢吧？

濱：可能吧，還和人分了，不是一人獨吞的。1929年，我母親懷著我就上東北去了，想在那兒找事。我父親(在長春)一直沒找著事，到秋天我舅舅調到哈爾濱，我們全家又都跟著到哈爾濱。當時我舅舅是中東鐵路的俄文翻譯，等於是高級白領。注236我舅母那個打扮，就像二三十年代初你看那蘇聯的電影，頭發燙著，出去坐馬車呀，家裏的保姆都是俄國的。他們家有6個孩子，3個表哥，兩個表姐，一個表妹，我那表哥表姐表妹呀，尤其那個表妹，根本就不會說漢語，吃飯不會拿筷子，整個一個“酸黃瓜”。然後我舅母做果醬做得特棒，拿大玻璃瓶子。到七八十年代還托人從哈爾濱秋林注237給我帶馬林果醬。我們家從小就吃牛肉片炒洋蔥啊，肉絲炒胡蘿蔔啊，就是在哈爾濱跟我舅舅有關系。一般人家不吃洋蔥跟胡蘿蔔，嫌那味兒不好，其實這東西最好了。我舅舅是三幾年才從那邊來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