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張有強(化名)口述（第2/4頁）

張園與那廟還有一段路程，我祖父可能是把張園當別墅看待的，我父親、叔叔少年時都在那裏讀書。爛漫胡同是東莞會館的所在地，北京的東莞會館是家鄉人集資蓋的，產權就是家鄉人的，凡進京趕考的人，沒有能力的就可以白住，即使有人搬走了，房子空下來，再有人搬進來還是白住。我祖父剛來北京時就一個人住在那兒，1910年左右把家眷接來，我們家就一直在那裏白住，沒有人收錢，我就是在那兒出生的，一直住到解放後。注20我小時候會館裏住了十戶左右，也不全是東莞人。比如有一戶是河北人，在中國書店修補舊書的，是倫哲如的徒弟。“文革”時我家被抄家，1969年被從會館趕出來，當時就有20多戶了。

我祖母是原配，也是廣東人，與我祖父一道來到北京。她生了我二叔之後就病逝了，那時我父親六七歲，她也就是40歲左右。我祖父還從廣東老家帶來過一位奶奶，她身份有點特別，可能是二房吧，後來扶正了。她是1958年去世的。祖父生了十來個孩子，活到解放後的只有我父親，行六，還有我的叔叔，行九，我們叫他二叔。我叔叔差一點就南下投了共產黨，他後來在北京農業大學學畜牧，是1999年去世的。我小時候對這些事都不知道，直到1988年我回老家，我叔叔堂房的弟媳婦，她那時也有七八十歲了，家裏掛著像，想了半天才想起那(像)是我親奶奶。

1927年蔣介石把政府遷到南京。政府機構挪了，剩下的名義上的辦公人員，多數都是老的，或者有家有口的。我祖父就沒有正常的經濟收入了，就開始往下坡走，所以我父親十六七歲就不得不出來工作，挑生活擔子。我祖父是1946年去世的。

我父親從小讀書，當時孔教大學注21的主事與我祖父是好朋友，孩子進去能便宜點，我父親就那麽進去的，在那裏讀了幾年。他的老師有林琴南注22，有吳北江注23，他的同學裏頭名氣最大的是齊燕銘，後來給周恩來當過秘書。注24我父親修滿了學分就算畢業了，後來先是雜七雜八地在社會福利部門做點事，然後在北平研究院史學部研究北京史，很踏實很賣力地做了一段研究，他就是在這時打下的基礎，他的導師中有顧頡剛、陳垣，同學裏名氣大的有吳思玉、周汝昌，還有劉鶚就是劉鐵雲的後人劉厚之。他在這裏決定了研究北京史的方向，解放後在北師大工作。我父親寫過《燕京訪古錄》，寫那些做學問的人，他那方面的有意思的文章多了。注25他1957年就腦溢血，半身不遂，上不了班，吃勞保一兩年之後就等於是“勸退”了，當時我9歲，他還不到退休的歲數。所以我們家境就不好了。我父親第二次病倒時我上初中，我1965年從宣武區的六十三中初中畢業，因為家裏倒黴，沒有心思再念書，就工作了。1968年我父親去世，當時我20歲。我從十四五歲就意識到要自己掙飯吃，現在我這孩子22歲了還沒這思維能力呢。

我母親是浙江海鹽人，海鹽徐家，家裏出過軍機大臣，徐用儀。注26我外祖父的名字叫徐蔚如。當年我祖父在清末的法部，我外祖父在財政部，本來不熟，大概是朋友托朋友說的。我外祖父特別有學問，聽說他想尋一部書，多年尋不著，卻被我父親從一個小攤上買到了，送給我外祖父，他非常高興，就把女兒嫁給他了。我母親的年齡、家庭都與我父親相當，可是兩人的脾氣秉性全不搭界，所以我母親挺委屈的，委屈了一輩子。我覺得現在像我母親這樣的人不多了，這是後人都應該學習的。我母親是個家庭主婦，我父親只懂得做學問，除了學問之外，就是個糊塗蟲。那時候他在北師大歷史系做資料員，每禮拜六回家要去澡堂洗一回澡，每次都要我母親把所有東西準備好，裹一個小包裹放在他床頭，他非得看見這個包裹，才能想起該洗澡了。到禮拜一早晨去上班，衣服也得我母親準備好，連他的校徽都要給別好在衣服上。當時北師大教職工的校徽是紅的，學生的校徽是白的，因為我姐姐也在北師大上學，所以有一次我母親太忙，忙糊塗了，給他的衣服上別一個白校徽，他就看也不看把白校徽別走了，回來還埋怨我母親。我母親是1910年出生的，1975年去世，活了65歲。我看《四世同堂》，覺得就好像有我們家的影子似的，我母親就像那個大嫂韻梅，我父親就特像那個大兒子。

我祖父在廣東的時候就信佛，他是學密宗的，六世達賴到北京時他還去拜訪過。注27外祖父學的是凈土宗，跟弘一法師是好朋友，他的名望比我祖父還大得多，他們都是居士，程度也都不在學問之下。注28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有南張北周之說，南張是張之洞，北周就是周緝之了，他就是周叔迦的父親，北方洋務派的首領。注29“一戰”時周家大受打擊，損失白銀四萬兩，挺消沉的，就請我外祖父聊佛法，講通了，周後來狠讀十年的佛學書，再出來就進了北大當教授。我小時候就知道周叔迦這個人，周家都信了佛，周紹良是北京市佛教協會的副會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