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佘幼芝口述

時 間：2001年1月18日

地 點：北京市崇文區(今東城區)東花市斜街三號袁崇煥祠舊址

訪談者：定宜莊、岑大利

在場者：焦立江(佘幼芝之夫)

[訪談者按]這是我2001年第一次訪問佘女士之後寫的訪談者記。毋庸諱言的是，我當時確實相信佘女士所講為事實，而且確實為袁崇煥和佘義士的故事感動。

佘幼芝，退休教師，原居住於北京市崇文區東花市斜街五十三號。此處舊稱佘家館，即袁崇煥墓之所在。近十余年來，史學界有關袁崇煥的研究一度成為熱門，僅以袁崇煥為專題的學術討論會便召開過不止一次，佘女士夫婦也曾應邀參加。我的同門、中央黨校的岑大利教授就是2000年在遼寧興城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與他們初次相遇的。她回京後對我講述此事，我感興趣，便隨她一道，在2001年的冬月，冒雪專程到佘女士的居所，一則對佘女士與她的丈夫做口述訪談，一則瞻仰聲名赫赫的袁大將軍的英靈寄托處。

與學術會議相比，在被訪者家中的談話，因其特定的情境，感受與氣氛自是不同。北京那年冬季多雪，當日京城路滑天寒，一片雪霧迷蒙。佘女士那位於胡同中的逼仄潮冷的居所，與她談話的激越高亢主題構成鮮明對比，至今猶令人難忘。

佘女士的口述主要涉及三方面內容，第一是佘義士盜袁崇煥頭及佘家後人世代守墓的故事，以及乾隆朝建袁崇煥祠、墓的由來。第二個內容，也是她說得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將祠墓毀壞後她奔走上訴的經過。第三個內容，是訪談者與佘女士夫婦就民族氣節與民族仇恨等敏感問題進行的對話，這是我當時想要做這次訪談的主要目的。從與袁崇煥相關的故事看幾百年來的滿漢關系，確是一個有意義的角度，因為明清之際的這段歷史，畢竟是發生在中國境內的、距今最近的一次劇烈的民族沖突，如何評價袁崇煥，又是對這一民族矛盾持何種看法與情緒的集中體現。

我們是以清史的研究者和滿族人的身份來與佘女士交談的，他們對這一問題的議論，以及所談及的佘女士祖父過繼給滿族家庭一事，細讀起來都耐人尋味。

對袁崇煥評價的轉折點，應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後開始。自這年之後，清高宗以“立臣節”為宗旨，實施的一系列表彰為明捐軀的忠臣節烈、將投降清朝的明朝降官列為“貳臣”等舉措，尋找袁崇煥的後裔，正是這些行動的組成部分。此時距清軍入關已有百余年，清朝統治者已經大體完成了從異族入侵者到泱泱大國君主的角色轉換，對他們來說，臣對君的效忠既然已成為保證統治穩定的大事，歷史當然也就需要改寫。不過，雖然乾隆帝的目的主要是出於穩定統治，但我卻毋寧相信，當他細閱《明史》，讀到有人壯烈赴死，有人覥顏投降，人格之高下判然可分之時，他對於黃道周等人發出“風節凜然，不愧一代完人”的贊嘆，也有真誠的成分在內，因為從他們身上體現的，是在人類的無論哪個民族中，都是最崇高最有尊嚴的精神。

2003年第二次訪談時本書作者與佘幼芝、焦立江夫婦合影(張莉攝)

佘女士夫婦面對絡繹不絕的訪問者時，也在強調這種“民族精神”，這與乾隆帝的口徑倒是不謀而合了。明與清、漢與滿當年的沖突與交戰，在這裏已經被淡化，淡化到僅僅成為一種背景。近二三十年來，以 “只要符合歷史發展的大潮流，即使是投降也應該肯定”作為評價古人功過是非標準的論調，經由一些學者首倡而甚囂塵上，我則認為，在政治鬥爭、階級界限乃至所謂的“歷史發展潮流”之上，人格的高下和靈魂的尊卑，也是應該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並作為對人物的評價標準的。

佘幼芝(以下簡稱佘)：我叫佘幼芝，這是我的丈夫焦立江。我們佘家在這兒住了十幾代人了，原來我們這個院子沒有外人，都是佘家的，我們這條街叫佘家營，後來盜了袁大將軍的頭以後，街名就變成佘家村，不知道為什麽又變，就叫佘家灣，後來又叫佘家館。一直叫到七幾年“破四舊”的時候，當“四舊”給破了，就叫東花市斜街。

我的先祖是袁大將軍的一個謀士。我小時候老聽我大伯說“謀士”“謀士”，我以為是磨刀的石頭，我想我先祖怎麽是石頭呢(笑)，後來我媽給我寫出來，我才知道是“謀士”，所以對這事印象特別的深。現在別的材料有寫我們家是馬夫的、仆人的，我也不跟人家辯，人有人的寫法，學術上的事我不管，采訪我，我就按家裏傳下來的說。我們就是不知道先祖叫什麽名字，可惜沒有傳下來，哪個歷史材料都稱為佘義士。